“办证先罚款”是对依法治国的当头一棒

　　作为看客，首先要感谢监利县食药监局荣城监管所的副所长冉新红、副队长瞿祥建以及监管员艾红英，正是由于你们的“坦诚”和“直率”，才让不交钱不给办“餐饮服务许可证”的“秘密”大白于天下，也让外界了解到，所谓“现场笔录”，不过是你们拿来应付上级检查的“形式”，以及作为监管部门，监利县食药监局居然还承担着罚款任务，且这个月还差几万没完成。在此，请允许我向诸位奋战在罚款第一线的同志道声：辛苦啦！再接再厉啊！

　　按理说，对于餐饮行业正常的执法程序应该是，餐馆先向食药监局等部门申请手续，手续齐全后，开始营业，营业中如有不合规的地方，再由监管部门通过罚款等方式要求餐馆整改乃至停业。然而在监利县，受“罚款经济”的驱动，这些程序却被完全颠倒了过来，变成了先开门营业，再去食药监局办证，而办证之前则要先交罚款。对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副队长瞿祥建竟还振振有词，说什么：“只有营业才能发现问题”，其思维之奇葩、法律意识之淡薄，实在令人无语。

　　而更叫人气愤的是，面对暗访记者有关“面馆的卫生是否达标”的提问，作为监管员的艾红英给出的回答居然是：监利县绝大部分餐馆不可能百分之百达标，即便“五星级的宾馆”，也无法达标，“肯德基都被罚了1万多”。言下之意，家家都罚了，而且餐饮是四千起，罚你老兄两千已经是“特殊照顾”，你就认了吧。只是，这种“罚款公平”是经营者想要的市场公平吗？它真的能让餐饮企业变得卫生起来吗？

　　众所周知，罚款的目的在于督促管理，让餐饮业的经营者自觉做好卫生工作。然而在监利县，罚款却由手段变成了目的，至于餐饮企业是否卫生达标，反倒成了次要的问题。不得不说，这种“罚款换许可证”的做法，甚至比某些地方实行的“包月罚款”性质更恶劣，属于典型的强盗逻辑。

　　事实上，此举还并非监利县食药监局的自创，背后有着更高层级权力的授意，或者说逼迫。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一个新组建的部门，县财政为何没有向食药监局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以至于其不得不靠罚款来“补贴家用”？同时，更应该追问的是：到底是谁定下的罚款任务，又是谁想出“罚款换许可证”这个办法的？罚款所得进了谁的腰包？这中间存在着多少违规执法和权力套现？谁又该为此负责？

　　诚如专家所言，依法治国首先得依法治权，不管住权力乱伸手的冲动，不将每个违法乱纪的部门和官员绳之以法，就不可能让权力乖乖待在笼子里，也无法真正激发市场的活力。更何况，当一个地方绝大部分餐馆不可能百分之百达标，即便“五星级的宾馆”也无法达标，这本身就是监管部门的耻辱。基于此，不妨好好解剖监利食药监局这个牺牲，让它为依法治国祭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