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新乡网讯(记者 张晓红 刘军旗)9月10日下午,73岁的李久枝向邻居借了500元钱,又背着破旧的蓝色布包出门了。天空还泛着夕阳余晖的时候,在卫辉市唐庄镇龙居山陵园一块墓碑前,李久枝老泪纵横,长跪不起...
大河新乡网讯(记者 张晓红 刘军旗)9月10日下午,73岁的李久枝向邻居借了500元钱,又背着破旧的蓝色布包出门了。天空还泛着夕阳余晖的时候,在卫辉市唐庄镇龙居山陵园一块墓碑前,李久枝老泪纵横,长跪不起。这里,安眠着他父亲李来贤等15名游击队员。墓碑以“马营事件纪念碑”7个金色大字起文,落款为“原八路军太行军区新辉获武工队副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商丘军分区副司令员郜国武”。
1943年7月,抗日战争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队已蓬勃发展。在南太行山地区,活跃着一支抗日队伍——八路军武工队,该组织是原新辉获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地下武装力量,队长是张建忠(因地下工作需要,张进忠、张金忠、张敬忠等名字均为此人),副队长为郜国武。
今年88岁的郜国武,1987年在商丘军分区离休,是见证“马营事件”的唯一健在者。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回忆说,1943年 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他接新辉获中心县委指示,为保存革命力量,将活动在敌占区的李来贤等17名游击队员派往太行山解放区另行分配工作。当天,张建忠与游击队员刘明祥等人欲策反汉奸刘某,而郜国武因害眼,3人晚上就住在新乡县合河乡郭某家中,并没有随同队员们离开。由于叛徒出卖,他们几人被汉奸包围,张建忠与郜国武跳墙而出,刘明祥当场被害。而17名队员当晚行至辉县占城北马营时,住在了陈某家中。同样因叛徒告密,次日凌晨,日寇联防部派人抓捕,除队员王福庆成功突围外,其余16人全被逮捕。16名队员被押往北马营村附近的小马庄东玉米地杀害时,武工队员赵树林因捆绑绳子松开,一头扎到河里得以逃脱,其余15名队员均惨遭枪杀,被扔进河中顺水漂入卫河。
“我在河边没有找到哥哥刘明祥的尸体,却发现了不少被害的游击队员,那真叫惨不忍睹!”家住牧野区王村镇(解放前为新乡县二区)大里村的刘明哲,今年已85岁,提起“马营事件”,老人流着热泪说。欣慰的是,经有关部门的调查并申报,国家民政部1991年9月23日批准刘明祥为革命烈士。“刘明祥被害与李来贤等15名武工队员死于同天晚上,属于同一事件!”郜国武说。
据新乡市档案馆所藏编号为N1-406的《新乡县志》记载:10月初(1950年),二区大里村,控诉恶霸地主刘某时,到会者达万余人,刘某制造的马营惨案,一次枪杀我游击队员17名,尸首投入卫河顺水浮去。当日夜里,将游击队负责人张敬忠的妻子和两三岁的小孩活埋了,又打死了刘明祥。
1943年在新辉获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敌占区工作并任区长兼政委的朱亮,解放后历任新乡市郊区区委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95年3月26日,他在一份证明材料上这样写道,当时为保存革命力量,我们指示武工队长郜国武将李来贤等17名同志送上北山(太行山)解放区分配工作,不料途中出了问题,17名(实为15名)同志被敌人杀害。抗日期间曾任获嘉县长的刘西瑞,2002年3月30日写过一份证明材料,他说,张、郜二人来到的游击队在敌占区为革命工作作了很大贡献。
幸存者赵树林为新乡县合河乡贾桥村人,现在虽已过世,但其在1999年10月27日出具的证明材料上说,五更突围时,李来贤、董孬蛋2人当场牺牲,天亮时其余人员全部被捕。后被押到小马庄村头时,赵树林跳河逃生。
另外证明“马营事件”的文字材料是获嘉县公安局曾保存的一份“获嘉县人民政府刑事判决书”。这份判决书是解放初期,当地人民政府处决汉奸刘某、施某的公文。“所有遇难队员的名字都在副本上写着,可惜现在正副本原件都不存在了。”曾无数次去获嘉县查阅资料的李久枝惋惜地说,今年7月28日,该县公安局给县人大法工委的一份证明称,由于档案室数次搬迁,管理人员数次变更,有关李偏妮等人的档案均未找到。
“我这辈子就一个念头,为‘马营事件’中遇难的英雄正名。”每每谈到这里,李久枝浑浊的目光里就露出几分坚毅。经过多次询问,新乡县民政局优抚股在2000年12月5日的一份材料上说,根据郜国武、朱亮以及赵树林几人的证言,得出参加人数、逃出人数、死亡人数以及时间都不一致。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规定,李来贤之追烈材料证据不足,况且事件过去已久,无法进一步索取确凿证据,所以不再上报。虽然有郜国武自费1万多元设立的纪念牌,载有“马营事件”的判决书正副本却已找不到,即便有关部门认可“马营事件”,但遇难者的详细情况无从得知,追烈一事也无法进行。
就在李久枝等人苦苦寻觅的时候,一张泛黄的宣纸出现了。这是大里村村民刘清茂从老房子隔山墙顶端发现的。纸上写道:“我是新乡县西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广安,揭发汉奸刘金展和施振书杀害我革命游击队员16名。被日伪汉奸杀害其成员如下:赵长春、李来贤、董孬蛋、赵和新、赵松亭、赵来玉、赵生美、姜德亢、魏玉明、李福才、徐如林、赵生库、袁信妞、武秀生、李福生、赵树林等16名队员。”这是刘广安1950年11月4日向获嘉县调查组呈送材料时自己存留的一份。刘广安又是何许人呢?在1991年5月出版的《新乡县志》第343页,有这样的文字:1937年年底,共产党员王锡德介绍刘广安、沈清泉、赵俊德3人入党。1940年冬季,建立大里村党支部,刘广安任支部书记。刘清茂是刘广安的孙子,而且爷爷的笔迹也得到村里多名老辈人的确认。
60多年过去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也许很多事情要想澄清或者还原历史的真实都不容易,但是不容置疑的是,许许多多留下姓名和没有留下姓名的先烈们曾经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英勇地战斗过,付出过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