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该感谢谁？

元正

　　一位古代官员，在地方任职已满，行将离任。因为颇有政绩，百姓夹道相送，并纷纷表达谢意。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位官员却谦卑地俯身，拉着百姓的手，一一真诚致谢：“我在任期间，凡有所计划、有所成就，都靠大家齐心动手，合力完成。我累大家不轻，出资出力，不得休息，总是心怀歉意，是我该感谢大家。”

　　官员主政一地，在古代常被称为“父母官”，身负牧民重任，但凡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往往都能做出惠及地方的实绩。汉代廉叔度治蜀，废除了原有的夜作禁火令并改令储水防火，火灾隐患被遏制，经济更趋繁荣，百姓生活得到改善，百姓作歌谣“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其治理被后世称为“绔襦之政”。明代况钟任职苏州，顶着巨大压力减免不合理税粮，牵头兴修水利安抚流民，被百姓发自内心地唤作“况青天”。但是，即便做出了政绩，这些“父母官”总有时代和立场的局限性，很难摆脱“官为民之父母”的认知框架，常常将政绩视为个人对百姓的恩赐，很少有人能像这位官员那样清醒地认识到是群众的劳作、参与、牺牲和支持创造了政绩。

　　到底谁该感谢谁？答案是清晰的、确定的，做出政绩，最应该感谢的是人民群众。唯物史观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脱离了群众的实践力量，任何个人的想法都无法落地实现。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从不把自己当成“指挥者”，始终认定群众是创造政绩的主人，经常泡在基层，虚心向有治沙经验的老农请教，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零散经验整理成系统的治沙治水办法，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全国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每天都要把自己的成绩“归零”，却牢牢记得群众的贡献和大事小情，“镇里的每一寸良田、每一条路，都不是我这个书记干出来的，是全镇老百姓一锹一镐刨出来的”，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群众最有智慧，群众最有办法，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跟群众一商量，办法就有了”。正因为牢记人民、忘记自己，人民群众才把他们牢牢记在心里，焦裕禄的名字深深刻在兰考人民心上，吴金印的名字被群众刻在太行山的悬崖上，“雨淋不掉、风刮不走”。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领导干部都确立了像焦裕禄、吴金印这样的政绩观和群众观，还有少数领导干部没有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和群众观，在自我与同事、自我与群众的关系认知上出现了严重偏差，在到底谁该感谢谁上存在错误认知，不知不觉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有的争功诿过，习惯于把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所有政绩全部揽到自己名下，好像与别人毫不相干，团队共同付出的心血、下属和同事的默默贡献被完全抹杀，谈起工作成绩就粗喉大嗓，句句不离“我如何如何”；有的自我膨胀，在地方面貌发生些许变化后，眼里只看到了个人发挥的作用，指点江山间处处标榜“这个是我干的、那个是我干的”；有的目中无人，完全无视群众对地方发展的默默支持，把自己当成了群众的主人和恩人，把所有民生福祉都当成自己的私人馈赠。这些行为，像极了《伊索寓言》里那只霸道的狮子：和狐狸、豺、狼结伴打猎，成功捕获牡鹿后，却以“百兽之王、仲裁者、捕猎出力”为由，把猎物的前三份全部据为己有，还放话谁敢碰第四份就直接兵戈相向，最终让一同出力的同伴一无所获。这样的领导干部，把功劳全攥在自己手里，把群众和同事的付出完全抛在脑后，久而久之只会彻底失去人心，在错误的政绩观里一步步沦为失道寡助的“孤家寡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凝聚起群众的力量，自然也不可能创造出真正惠及长远的更大政绩。

　　谁该感谢谁的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问题。我们是组织培养、选拔的干部，但我们和群众一样，都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事业链条上的一环，绝不拥有“天授神权”，也不是事业全部，绝不能贪天之功，绝不能在自我认知上迷失。我们还要认识到，认清群众的主体作用，真心感谢群众，并不是说领导干部无足轻重，可以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们要认识到领导干部在事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努力有更大担当、更多贡献。同时，谁该感谢谁的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群众需要尊重、需要认可，只有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始终记得向群众道一声谢，群众才会认可我们、支持我们，呼之则应，赢粮景从，我们的事业才能始终拥有最深厚的底气、最源源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