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制造成功率仅有0.23%的瓷母(各种釉彩大瓶),还是出现超前神秘文明的三星堆遗址,对人类精湛技艺的赞叹与追寻、复现,对远古神秘文明的想象与探索、考证,是考古工作者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也是探索人类历史文明的永恒事业。由文物本体出发进而涉及对历史、文化与社会的探索,再再推进着人类不断重新认识自身的历史,不断在想象与实证的往返间前行,“探索源于未知的神秘,而前行源于永恒的探索”。
相比于电视节目以剧场空间及影像资料展开的文物介绍,图书以文字结合图片展开的叙说则更加清晰了然,于细节处的品鉴亦余韵悠长。如《千里江山图》在节目中以经过处理的动态整体图像介绍,图中渔村野市、水榭亭台等藏匿于山水之中的细节无法充分展映,而在书本之中,这些映射着画家精巧匠心的细部以高清图片的形式呈现,配合有关国画艺术基础常识的说明介绍,读者便易于理解画境与技艺精湛之处何在;又如瓷母制作工艺极为复杂艰难,其十五层釉彩的详解不经仔细研读与琢磨难以体会,因而书本对瓷瓶每一层的说明介绍与其中图像、花卉图案的展示弥足珍贵。镌有铭文纹理的钟鼎重器、蕴含绘者风格的书法绘画,无不在图文间留下它们各自的印记。
如果将《国家宝藏》视为文物的“选本”,如何衡定文物的选择标准,从数以千计文物间挑出数十件各具特色与象征意义的“宝藏”?衡定的标准又意味着什么?《国家宝藏》的新颖之处或许正在于,它以“博物馆”与“历史文化遗产”为焦点,从这些有着明确地理位置的空间中选择其珍贵藏品。此种不以文物类型作为划分标准的分类方式使文物获得了充分的在地空间感。人们在博物馆中欣赏文物时,由于脱离历史语境而形成的距离感,每每无法感受到眼前文物于历史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文物被抽离出它们所属的地理空间,也就模糊了它们各自的文化属性。各地博物馆收藏的钟鼎与书画在参观者眼中似乎仅有在艺术形象或保存时长价值上的意义。而在《国家宝藏》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性博物馆作为各自区域文化的符号象征被再再强调,被冠以“艺术”之名欣赏而抽离其历史语境的器物,因此重新获得了展示它们与所在土地之间紧密联系的机会——这些在华夏大地一隅被人类文明与时间流逝共同形塑的文物,展示着华夏文化的多样性与无边魅力。书中每一博物馆或历史文化遗产篇章的引言部分都会对所选择的三件文物作一整体性介绍,文物承载着有关区域不同时期的文化记忆,如石鼓历经唐宋五代至抗战时期的诸多战乱,见证战火蔓延与朝代更替,与国家的历史动荡密不可分,每一件文物的生命轨迹如此般联结着地域与家国兴衰。(作者:郑祖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