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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据、途径和价值等重要问题,超越了现代西方环境理论,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对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多个维度超越了现代西方环境理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对现代西方环境理论的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要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从本体论层面超越了现代西方环境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看待和分析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这一重要理念表明,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类是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物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本体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据和价值等重要问题,实现了对现代西方环境理论的超越。
现代西方环境理论流派众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观点纷杂。比如,人类中心论者强调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为了人类自身利益,人类应该保护大自然。但其理论大都过于强调人的利益,保护自然仅仅是服务于人的需要,未能从理论层面深刻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有机联系。再如,自然中心论者试图从生态科学和系统科学等角度解释自然界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联系,但又片面强调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的平等权利,忽视了人在保护自然生态中的主体作用,甚至将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总体而言,现代西方环境理论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必要性问题上能够形成基本共识,但未能从本体论层面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也未能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阐明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进而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这导致其往往囿于学术层面的争论,难以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真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对现代西方环境理论的超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从本体论层面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讲清楚了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而且从认识论、方法论层面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阐明了怎样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问题,指明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资源作为劳动资料,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在社会生产中,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在认识论层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表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经济发展不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在方法论层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要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定不移保护绿水青山这个“金饭碗”,利用自然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在山水上做文章、在生态上下功夫,壮大“美丽经济”。通过改革创新,让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资源要素活起来,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从认识论、方法论层面超越了现代西方环境理论。受本体论层面缺陷的影响,现代西方环境理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保护自然和利用自然等方面大多持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观点。比如,自然中心论者认为自然具有与人类平等的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利,应当受到人类平等对待,差别对待自然与差别对待人类成员一样,是不道德的行为。他们认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可避免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因而把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看作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在自然中心论者看来,人类没有权利干预和利用自然,也不能干预和利用自然,从而也就无法保护自然。更有极端的观点认为,人类应当通过“让位”给自然“回归”自然,想要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放弃发展,退回原始的“自然”状态。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不放弃发展,就意味着生态环境问题无解。再如,持技术中心论的西方学者认为,既然生态环境问题源于人类对自然不当的开发和利用,那么生态环境问题就是一个方式方法层面的技术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观点只是从技术层面,而没有从认识论的高度正确看待和分析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其主张单纯靠技术发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在实践中只能是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对现代西方环境理论的超越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顺应自然、保护生态,建设绿色家园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这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的维度超越了现代西方环境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挑战,我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决维护多边主义,建设性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发起一系列绿色行动倡议,采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举措,推动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从非洲的气候遥感卫星,到东南亚的低碳示范区,再到小岛国的节能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效。我国宣布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担当。
一些西方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在全球生态环境建设中有利则合、无利则弃,在节能减排等问题上避重就轻,在资金、技术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缺斤少两”、口惠而实不至,动辄以“退群”“甩锅”推卸责任。一些西方环境生态学者出于本国利益,片面强调“平等”而忽视公平,为个别发达国家推卸对气候变化应负的历史责任提供辩护。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环境生态学者意识到全球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呼吁加强各国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但受种种因素制约,这部分学者的意见难以转化为具有操作性和实际影响力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行动方案。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我国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积极主动承担同自身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在推进自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同时,不断推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着力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些努力和成就充分表明,我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作者单位: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