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拍电影,你得严肃活泼、内心纯净

2021-01-29 10:31:21 来源: 新华网 评论:0 点击:  收藏

  在导演王小帅看来,拍电影最高级的就是“能把空气拍出来、把味道拍出来”,那是了不起的程度,其次是拍出态度,“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你的电影、你的人物、你的国家、你的社会、你的民族、你的价值观?如果电影技巧等等其他都有,但是你态度垮了,那就什么都不是了。”

  从影二十余年,王小帅执导了13部电影长片,多次入围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并屡屡斩获大奖。从1993年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开始,他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梳理着时间,凝视着时间,记录着他的个人生活印记。日前,王小帅亮相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以“电影是对时间的凝视”为主题,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经历,重申了对电影的态度。

  前两部电影

  都跟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

  王小帅1966年出生,从孩提时代开始学习绘画。1985年,王小帅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王小帅被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那时的电影制片厂每年拍片是有指标的,福建厂一年有一个指标,意味着这个电影厂一年允许拍一部电影。

  王小帅回忆说刚去福建电影制片厂时自己信心满满,“觉得从电影学院学到了一些东西,而且又年轻,有对电影的热爱和热情,到那儿就可以开拍了。这个想法真是太简单了,一个电影厂虽然人不多,但它一年只有很珍贵的一个指标,怎么能够放心给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王小帅没有独立拍片的机会,只能跟着实习,做场记。后来觉得这样下去有可能耽误了自己的大好青春,就只身一人偷偷溜回了北京。“现在想起来我算是第一代的北漂,虽然我在北京有十年的生活和学习经历,但一旦离开再回去,就成了一个外来者。庞大的北京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个时候,别人看我都是很奇怪的表情——‘你不是去福建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就觉得要找一个在北京待下去的理由,就好像我不是赖在这里的。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证明我的价值呢?”

  王小帅想留在北京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画画,二是拍电影。考虑之后,王小帅觉得自己更爱电影。“只有自己手里有一部电影,才能成为我在北京待下去的一个身份证。”王小帅说,自己刚回北京时没钱、没地儿住,就一个双肩背。怎么开启第一步?他只能找朋友。

  就这样,王小帅在1993年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由他的美院附中好友刘小东和喻红主演,电影讲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这场改革大潮,似乎正席卷着社会上下每一个角落,包括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夫妇冬和春。

  王小帅说:“就像我们绘画时的模特,刘小东和喻红就是我的模特,我来画你,我来拍你,这是当时最原始的一个想法。恰好因为他们是画家,离我的生活又很近,美院附中的生活历历在目,就开启了第一部《冬春的日子》。后来我想解决第一部电影遗留的很多遗憾,于是就又开启了第二部《极度寒冷》。”

  《极度寒冷》讲述青年前卫艺术家齐雷(贾宏声饰演)的一项行为艺术引来众多媒体、同行及过路客的关注。该行为艺术的前三部分:立秋日模拟土葬、冬至日模拟溺葬、立春日作象征性的火葬,完成后,齐雷宣布为与社会的冷酷对抗,他将在最后一部分,用冰葬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王小帅说这部电影是根据1994年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改编的:“那个艺术家杀死了自己,当时影响很大,我觉得很压抑,就做了《极度寒冷》。这两部电影都非常巧合,跟艺术有关,跟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也跟我那时能够触及到的最远的距离有关。”

  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地是哪里 拍“三线电影”是责任所在

  王小帅在上海出生4个月后,随父母来到贵阳“支援三线”(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13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迁居武汉,15岁又考上央美附中来到北京,23岁北影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两年后无片可拍的他开始“北漂”和独立电影创作生涯。王小帅的电影热衷于个人记忆的历史书写,从《青红》到《我11》《闯入者》,作为一个“三线子弟”,他曾一遍遍在光影中回望他的童年所在地贵阳。

  在王小帅看来,“三线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家乡感流失。他们离开了家乡,“空降”到一个地方,以为几年以后就可以回去,却没想到一辈子回不去,下一代在那儿,下下一代还在那儿。“我的父母是‘三线人’,我也同样经历了这种困惑。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我的归属地是哪里,很多‘三线人’到八十年代中期,慢慢地都不会再说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因为他们觉得这段经历对以后人生的发展没有好处。我心里就有种不服气,想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后来有幸当导演拍了几个电影之后,我内心深处想的是,有朝一日一定要把关于三线的事情放在电影上。”

  《青红》最早叫《美好的愿望》,受比利·奥古斯特的电影《善意的背叛》影响,“其实这就是我所期许的,那么多人为了三线建设投入一生,我希望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愿景,于是就拍了《青红》。我当时想如果再不拍的话,它就从我的生活、记忆和地球上被抹平了,所以我就咬着牙做。我发现我自己每次拍电影都是咬着牙,特别愣头青一样地要把这个事情做成。”

  很多人说王小帅拍“三线电影”太过小众,“现在大家也会质疑:‘你老弄三线干吗?看的人不会多。’我只能说这段历史、这段现实是我要表达的,我必须要把它说出来。我眼睁睁看着父母从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把青春放在那里,把自己的专业扔到一边,就这么一辈子下来了。现在很多人已经去世了,他们就被埋在当地,这样的一段历史如果不表达出来,我觉得心里过不去。有机会我还会再做。”

  作为六十年代生人

  感觉很幸运

  拍摄《冬春的日子》和《极度寒冷》时,王小帅兴奋中又常常自我怀疑:这叫拍电影吗?“我们的电影是‘喃喃自语’的电影,就是自己跟自己叨叨、自己怀疑自己。当时会被认为是小我。过去的传统是不允许把创作者的内心拿出来的。我就把摄影机转过来拍我自己,把我自己也当成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我也在生存着,我也在生活,我也有我的思考,有我的困境……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了所谓自己拍自己的独立电影。”

  作为六十年代生人,王小帅觉得自己很幸运,“我们的青春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正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阶段,在我们青春懵懂的时候,在价值观和人生观开始有想法的时候,正好经历了整个八十年代的黄金十年。”

  毕业以后,虽然进入到了九十年代,但八十年代的热情、思想、非常自由奔放的激情还在,所以,王小帅说:“在九十年代初,思想里攒的那些东西,青春期的那些冲动,那些所谓的自己的想法和愤怒,都在那个时候通过电影爆发出来了。我自己非常幸运经历了这两个时代。”

  现在大家追求时尚、变化,但是王小帅说自己很保守,“我特别怕变得太快以后,老的东西没有了,我觉得太可惜了,我希望所有的变化不要太快。”

  王小帅说有段时间他去买东西会非常害臊,“我不敢看人眼睛,我拿出现金来买烟或酒都是丢人的事情,人家都在刷二维码,一下就完成了,但我咬着牙想,‘就算被别人嘲笑,我也要拿现金出来’。我老是螳臂当车式地想让所有东西慢下来。我也在克服着心理障碍,有可能在未来的电影创作上,这些都会带进自己的作品,这也是一种思考,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思考。”

  不会主题先行 当导演不会在现场说太多

  王小帅的《地久天长》跨越三十年,是王小帅“家园三部曲”的首部。王小帅表示,虽然是“家园”,但他仍聚焦于普通的家庭,“因为我觉得个人组成家庭,家庭是国家最基本的细胞,最基本的元素,所以我聚焦于他们。《地久天长》主要讲的就是失去孩子和计划生育。其实这样的电影在中国有,讲失独的、讲寻找孩子的,但我觉得不够,我需要把它放……我有野心,把它放大到一个历史背景,看我们普通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下来的,这个野心就促成了这个《地久天长》。”

  拍摄《地久天长》的契机,是王小帅2015年听到了一则新闻,“我那天在房间里没事,不知道哪儿传来新闻的声音,说现在可以生二胎了,之前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结束了,我当时在房间里傻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政策,突然就变了。”

  王小帅说自己从来没有在创作的过程中先立主题,“从来没有什么主题,只是角度切入之后大家去解读。包括《地久天长》,我就闷着头写,编剧阿美也是闷着头写,我们写完之后看所有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要的,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角度在那儿了,它会在电影中自然呈现,我是不会主题先行的。”

  也因此,王小帅说自己很少和演员从头到尾说戏,“我不会这样,因为我觉得一这样的话,他就‘死’在那儿了,未来的化学反应、火花就没有了。导演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位置,你什么都不说,都会被演员关注着。所以有些导演在现场发脾气,我觉得很奇怪。没有必要,因为你已经这么重中之重了,再发脾气整个组就崩溃了,你反而得不到更好的效果。因为导演太重要了,你说的每个东西都是一个强烈的指引和方向,这个方向有时候太死板,会出问题,再掰就掰不过来了。”

  王小帅认为,有时候在交流的过程中,需要导演诉说的不是很多,但是“场子”在了,大家就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如果这个‘场’有了,你不要破坏它,不要过度地把导演的意图、主题或者什么压进去,你退出来,反而让这个‘场’中的空气自动生成,就会更生动。”

  做电影首先要有

  一颗非常柔软的心

  这些年来,王小帅一直坚持着拍摄有浓重生活味道的电影,他表示拍摄这类电影要保持一颗特别敏感的、脆弱的心,“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对社会的变化有所感应。如果你很强硬,不去关怀和思考任何东西,你可能就错过感动或者触动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心,去触碰、去感受,感受那些愤怒,感受那些不公平,感受普通人无奈的或者是非常无助的眼神……这些东西会触动到你,然后你从这里面去找跟他们靠近的角度切入,去思考。”

  有了柔软的心后,还得关注现实,“就像我做《地久天长》,就是一瞬间,发现它是个事儿,会触动你的愤怒、思考、反思和创作冲动。”

  王小帅坦承,自己也一直在反问自己,拍这样的电影值不值得、需不需要,“经历了一个过程后,我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信心,那就是,它一定被需要,这样的电影一定不能消失在中国的电影版图里。它在将来一定会被重视,因为文化层面也好,艺术层面也好,民族层面也好,这类电影如果一直处于重视度很低的情况中,其实对整个民族是没有好处的,这是我的信心所在。”

  谈及将来的拍片计划,王小帅给出的答案是“顺其自然”,“拍什么要看你的年龄、你的阅历到了什么程度,再着急也没有用,你就做你自己,因为时间是最重要的。”

  王小帅表示,在他40岁的时候,是不敢拍《地久天长》的。因为自己的阅历和社会条件都不许可,“你二三十时,却想以一个五十岁人的心态,去思考去拍电影,我觉得不太现实。所以,在哪个时间段就做哪个时间段的事,很多事情都是你到那个年龄了,就自然可以意会了,所以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对王小帅而言,拍电影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但同时,拍电影又是他觉得最快乐的一份职业,“所以拍电影时,在严肃认真的同时一定要活泼,一定要开心,一定要剔除你的摄制组中任何制造麻烦的因素。要让这个摄制组纯净,你的心也就纯净了。你的心一纯净,这个‘场’就好了,如果你不纯净,你在那儿着急,你在那儿暴躁,好像你为了艺术多么拼搏,最后慌里慌张乱七八糟的,这个‘场’就乱了。这个‘场’一乱,幸福的气氛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拍电影要享受,你在电影中想传递爱也好,传递和平与希望也好,你现实中拍摄的剧组也应该是这样的气场,然后,爱、和平、希望这些美好的因素,自然就会在片子里带出来。”

  文/本报记者 张嘉 供图/海南

责任编辑:王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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