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电影一个梗

　　《绿皮书》剧照

　　□赵立功

　　“梗”是近年流行起来的一个网络热词，用在电影里，被释为那些自产或借用、移植的小情节、小片段。这个词能流行多久，不好预测，时下却为比较不同电影的相类似情节提供了方便，增加了观影的谈资。

　　这里举几部电影，以“梗”的思维比较一下它们情节、构思的相类似处，并考察一下内容后面的价值图景：一部是去年获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美国电影《绿皮书》，一部是1990年获第6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美国电影《为戴茜小姐开车》，还有一部是今年2月刚获得第9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

　　三部电影，都有一个相同的“梗”：属于贫穷阶层的A主人公受雇于富裕阶层的B主人公，为其当家庭司机开车，双方之间的故事和关系变化就在此架构下展开。至于展开过程和最后的结局，那就是电影的思想和艺术空间所在了，三部电影的不同编导各呈高明，花样翻新出了不同的艺术手法，演绎出不同的社会内容，从中便使人看到了不同国度的不同国情和不同国度电影人的价值追求。

　　比如美国电影《绿皮书》，作为贫穷阶层的A主人公，是个意大利裔的美国白人，雇用他开车服务的B主人公，却是个属于富裕阶层的非洲裔美国黑人，前者是连一封家书都不会写的文盲，后者是有很高文化修养的钢琴家，这就带来双方错综复杂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有穷人和富人的阶层鄙视链矛盾，一方面，又有白人和黑人的种族鄙视链矛盾，再一方面，还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文化鄙视链矛盾，编导偏偏又让世俗经验中本该处于种种鄙视链上游的白人担任了鄙视链下游的角色，而从前贫穷、没文化、只能从事下等工作为白人服务的黑人（例如在第1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乱世佳人》中），现在一反而为有钱、有文化、雇用白人为自己服务的高高在上者，这种社会地位的颠倒造成的关系拧巴，就为编导提供了处理矛盾大展身手的空间，经过一系列充满喜感或令人深思的情节安排，两个主人公由对立而相互同情、理解，矛盾慢慢化解，友情也同时在彼此间潜滋暗长，影片最后由黑人钢琴家抱着一瓶酒敲开圣诞夜白人司机欢乐家庭的门结尾，不同阶层、肤色、文化背景的人融合在一起，为影片画上了一个温馨、浪漫的句号。

　　《绿皮书》中的“梗”，放在另一部奥斯卡最佳影片《为戴茜小姐开车》中，编导的设计和处理又有另一种表现，在《为戴茜小姐开车》中，担任司机的A主人公被中规中矩地分配给了没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黑人，B主人公，也中规中矩被安排给一位有文化、有教养的富有的白人老太太戴茜小姐，只不过，戴茜小姐的身份和《绿皮书》中的那位白人司机一样，都有一处族群的暗伤，前者是意大利裔，后者的她是犹太人。这一身份暗伤，使两位主人公在不同电影里都遭受了另一种相同尴尬——来自更纯正的美国白人（在两部电影中都被设置为白人警察）的歧视。当然，这一小小的尴尬在两部电影中对故事情节的推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A、B主人公们那种发自内心，超越了阶层、种族和文化隔阂的良善。和《绿皮书》的结尾气氛相同，《为戴茜小姐开车》的结尾也是温馨、浪漫的，摩根·弗里曼扮演的黑人司机来到养老院看望因年老体弱生活不能自理被送到这里的戴茜小姐，在夕阳的余晖里，他亲自用汤勺给戴茜小姐喂食，画面呈现出由黑白肤色两位老人构成的养老院幸福世界，而之前在他们之间发生的种种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的小矛盾和化解这种小矛盾带来的剧情推进，让人回味再三、感动不尽。

　　《绿皮书》和《为戴茜小姐开车》，在A、B主人公一方被另一方雇用为司机构成故事框架的共同的“梗”下，人物设计和故事情节安排各有千秋，但透过内容的种种不同，两部电影所反映的美国社会基于阶层、种族和文化落差的种种矛盾是相同的，最后种种矛盾得以化解的“大团圆”结局，所反映的编导们对美国社会的价值诉求和文明引导也是相同的，而两部电影都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也反映出美国电影人倡导不同阶层、族群和教育背景的人们互相理解、融合的共同价值观和文明导向，这种内在的价值观和文明导向，又外化为美国其他电影在处理国内阶层、种族和文化矛盾时的种种“政治正确”，例如反对种族歧视，尊重少数族裔和特殊人群的价值诉求等。但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美国社会黑人族群和老人群体身上的事，怕就没有电影中那么温馨、浪漫了，仅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超11万众的死亡人数看，黑人族群和老人群体（尤其以养老院为甚）就占据了大多数，而引发全美游行示威和暴力抗议的黑人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就更使努力致力于积极的社会建构和正面价值引导的“政治正确”的美国电影显得与美国社会现实有些脱钩。

　　离开两部美国电影，把目光转向今年2月荣获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创造了非英语片获该奖项历史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和《绿皮书》《为戴茜小姐开车》有一个相同的“梗”，韩国电影《寄生虫》也有一个穷人为富人开车的情节设计，虽然这一情节设计不构成电影的整体框架，但无论所占内容比重，对故事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还是扮演司机的演员宋康昊其知名度和在电影中的戏份，都使穷人为富人开车这个“梗”在整部电影中给人印象深刻，从而一定程度地成为这部电影的内容标志。和《绿皮书》《为戴茜小姐开车》一样，《寄生虫》也反映了基于贫富分化的社会阶层矛盾，但和《绿皮书》《为戴茜小姐开车》里的温情、浪漫、大团圆结局不同，基于贫富分化的韩国社会阶层矛盾在《寄生虫》里演化为深刻的仇恨，并最终导致了贫穷阶层对富裕阶层惊心动魄的屠杀。何以相同的“梗”在不同国度的电影里演绎出不同的调性和不可调和的血腥结局呢？这大概只能归因于被单一的族群结构和壁垒分明的阶层构成所强化了的韩国社会的民族性，以及韩国电影人素来直面社会现实矛盾的大刀阔斧的艺术勇气了。当然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韩国电影人身处的创作环境，当这部揭韩国社会严重贫富分化之短的《寄生虫》从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载誉归来，它的主创们就受到了当今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宴请接见。

　　或问，以美国电影倡导的“政治正确”，把矛盾推向死地的《寄生虫》不是和美国电影人提倡的不同阶层、族群和教育背景的人们互相理解、融合的价值观相违和吗？何以又能创造历史地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答案一方面在于影片关注了贫富不均、阶层分化这一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时代公共议题和新颖、紧凑的叙事、结构、表现技巧，另一方面，电影揭示的社会矛盾所导致的仇恨和暴力也警示世人，贫富不均、阶层分化得不到消弭将会产生怎样的恶果，这与美国电影人构建的不同阶层、族群和教育背景的人们互相理解、融合后的美好生活图景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价值观并不违和，再有（或者更根本的原因）就是电影中那些残酷的剧情是发生在一个太平洋彼岸的东方国土上，而非发生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