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薛世君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当下的第32个爱国卫生月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今年爱国卫生月活动的主题为“防疫有我，爱卫同行”，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历史宣传，到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再到推进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在防疫阻击战的当口，社会上掀起了一轮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而我省于月初就在各地开展了“防疫健康知识大宣传、环境卫生大整治、重点场所大消毒”爱国卫生疫情防控专项行动。
观照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防疫有我，爱卫同行”的主题可以说是切中肯綮。“有我”说的是个体责任，“同行”说的是群体规范，用一句抗疫中常用的话来讲，就是众志成城、群防群控。一个“我”字，明晰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而众人成“群”，“同行”之下，每个人的免疫力就组成了群体的免疫力，公共卫生安全方能有所着落。
2003年非典肆虐之时，一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SARS是一种城市病，它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过度的发展主义的结果。大城市皆为人口集聚之所，如今我国城区人口超500万的城市就有15座。而我省则有一亿人口，城市动不动就住有几百万人，人口集聚、流动频繁、生活方式尚未完全绿色化等原因，为病毒的滋生、传播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别说是当前防控新冠肺炎的关口，即便在平时，病毒传播的风险也是无处不在，防控各种疫情的弦自然也得时刻紧绷着。
日前，上海出台了《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当地媒体直言，此举是要做强超大城市的“免疫系统”。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大关，多数人生活在城市。我省城镇化率也超过了53%,“城里人”越来越多。那么，城市的“免疫系统”从何而来？公共卫生安全靠谁来保障？
这体系也好，那机制也罢，归根结底，公共卫生安全还是要念好“群”字诀，依靠“群防群控”的力量。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乃至今后依然可能出现的疫情隐患，都是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其中的重头“考题”，自然是公共卫生安全，而“答卷者”，除了公共卫生相关部门，还有每一个“我”、每一名群众。既然选择了群居的生活方式，选择了城市的生活空间，也就选择了这份个体责任和群体规范。
今年是爱国卫生运动开展68周年，68年间，爱国卫生运动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卫生教育，对提高全民健康文明水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6.1‰。我国之所以能战胜一次又一次疫情，某种程度上，就在于爱国卫生运动积累的成果，在于群众的广泛参与。当前疫情之下，14亿国人齐刷刷戴着口罩工作生活的震撼场景，就是公共卫生安全中群体力量的生动注脚。
眼下，境外输入病例不时出现，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在第32个爱国卫生月期间，再度思索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再次审视个体的公共卫生安全责任，应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题中之义。而对“防疫有我，爱卫同行”号召的践行，不仅包括疫情暴发时的英勇“逆行”、疫情防控时夜以继日的奔忙，也包括平时的人居环境整治、社区垃圾分类，以及清理卫生死角、拒食野生动物、养成绿色生活方式等。“免疫”的功夫，理应多下在平时，“平时”的努力与“战时”的尽力，共同构筑起健康社会的“免疫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