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猎癞蛤蟆”，法律还有哪些未尽之义？

 

　　87只癞蛤蟆引发的是不是冤案？按照风俗习惯来说，没有人喜欢逮癞蛤蟆，只有经济相对困难，并企图用逮癞蛤蟆换钱的方式来补贴家用的人们才可能想出此招，但这种“致富”方式因为癞蛤蟆存在一定的毒性而被大多数人弃用。就事论事来说，逮癞蛤蟆“换俩钱”，折射了汪某的经济困境，而法律至少应当考量这种逮癞蛤蟆违法的特殊性，即其家庭经济困难和对环境的无害性。 

 

　　87只癞蛤蟆引发“冤案”折射法律宣传死角。“逮癞蛤蟆也犯法？”这是汪某被抓后最不服气的地方。在他看来，这是“小事一桩”，警方有点小题大做了。办案民警不妨先在当地作一个调查，看看到底哪些老百姓懂得“癞蛤蟆保护法”？如果没有，那至少折射了当地森林警方林业局等负有宣传责任的部门失职，而不能全怪老百姓不知“癞蛤蟆保护法”。 

 

　　放生癞蛤蟆一节是否应当轻判？此案的办案法官告诉记者，这起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该院以办“铁案”的标准，一步一个脚印办理。所谓“铁案”，就是依法办案，契合法律的条文来处理癞蛤蟆“被狩猎”的事实。然而，《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50只以上的，为重大案件；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100只以上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为特别重大案件。然而，不要忘了狩猎癞蛤蟆被放生的事实，也不要忘了癞蛤蟆被抓至放生之间，并没有伤害到其生命安全，猎物是被原封不动放归原繁殖地。因此说，这至少是一种狩猎未遂。拘役三个月的“铁案”，凭什么忽略了这一未遂事实？所谓的“情节严重”一节，未遂作案并放生，咋也算作了“情节严重”？ 

 

　　私逮癞蛤蟆犯法，有无执法随意性？办案法官证实：“在我省，自今年2月开始，首次实施了为期5年的禁猎期。除科学研究、疫病防控和航空安全保障外，全省所有的野生动物和‘三有动物’都摸不得，私逮一只(条)就违法。”这段话又证明了什么？逮癞蛤蟆本属于“三不管”，就如同挖野菜一样属于民间经济困难群体的谋生手段或者生存方式。在2月份之前和5年禁猎期满之后，仍然不存在违法性。那么，违法的关键词和法律依据恰恰在于“禁猎期”。再根据汪某的对于逮癞蛤蟆违法“不知情”的供述，是不是应当给予当地民众一定的普法缓冲期？进一步的追问是，林业局或者森林警察，到底有没有在谭庄村村头河沟两边架设“禁猎癞蛤蟆”告示牌？如果没有，甚至也没有在当地村民中加以宣传，岂不正反证了警方“禁猎癞蛤蟆”法律宣传的失职？ 

 

　　观点争鸣：保护非濒危动物：短板是普法

 

　　“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50只以上的，为重大案件；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100只以上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为特别重大案件”，对于这条早就出台的法律，知道的人非常少，不要说农民了，就连城里的公务员、白领职工也很少有人知道。可以说，被处罚的农民大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法的。很明显，这与我们的普法工作出现偏差有关，我们过多关注狮子、大象、熊猫、犀牛等大型珍稀野生动物，很少关注野鸡、“癞蛤蟆”、壁虎、蛇、乌鸦、麻雀这些体型小、非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当然，也与司法部门以往对此打击不力有关，导致相关法律长期不能发挥应有效力。

 

　　村民逮癞蛤蟆被定罪具标杆意义

 

　　地球上的生物是相互联系、共同生活的,任何一个物种的数量减少乃至灭绝,都可能破坏生态平衡,造成食物链断裂,引起一系列严重后果。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或多或少存在重视珍稀动物、忽视“三有动物”的现象,这种现象亟待改变。因逮癞蛤蟆不足百只被定罪“第一案”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更多地方司法部门应及时跟进,加大对捕猎“三有动物”的打击和惩治力度。

 

　　蟾蜍受保护，“幸福”的动物总是相似的？

 

　　  法有禁止不可为。但这些动物瞬间是否能体会到相似的幸福感呢，恐怕还真是见仁见智。其中，麻雀的故事最具有代表性。此前作为“四害”而人人喊打的麻雀，竟然在某段时间销声匿迹了，原因就是巨大的捕杀所导致。现在已经贵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麻雀，命运却依然坎坷。那些烧烤店、油炸摊的招牌菜，让口水横淌的食客们趋之若鹜。虽然在多年的普法教育下，已有相当大群体知晓了麻雀的不可侵犯性，然而真正做到的行令禁止，恐怕也是言之凿凿听之藐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