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文庙

文庙大成殿

文庙明伦堂

蔡京书写的碑额

宋徽宗书写的碑文

　　大河新乡网讯（记者 赵新颜 ）文庙，中国古代“庙学合一”的教育圣地，全国尚存的文庙不在少数。据说，文庙在很多城市已废弃为仓库，中国传统教育在那里遭遇了尴尬。相比之下，位于闹市区西大街新生巷的新乡文庙较为幸运，受到市政府与红旗区政府的双重保护。

　　文庙主体建筑位于红旗区政府院内，而庙宇的一侧又有一座以文庙为名的热闹市场。长久以来，新乡文庙在新乡人心目中仅是一个地名的符号，与地方志中记载的教育圣地相比，少了几分神秘与神圣，多了几分亲切与熟悉。

　　然而，当我们走进这座“庙学合一”的教育圣地时，这种亲切与熟悉感就会逐渐淡化，扑面而来的是带有教育色彩与宗教意味的神圣与神秘感。

　　历史与建筑融为一体

　　据相关史料记载，在未有文庙之前，中国古代就有在开学之初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俗。汉代以前，祭祀对象是先圣先师，未必是孔子，汉代以后将其对象固定为孔子。到了唐代，孔子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皇帝先是在武德二年下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武德七年（即公元624年），孔子被尊为先师，开元二十七年（即公元739年），孔子被册封为文宣王，各地开始兴建文庙。随着文庙的普及，“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初步形成。

　　文庙的基本功能是举行释奠礼，其规制至唐玄宗时基本定型。《大唐开元礼》规定，中央政府举行的释奠礼为中祀，地方政府举行的释奠礼则为小祀，且程序严格。到了宋代，书院兴起，文庙与书院的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庙学一体的教育体制，使得释奠礼愈加普及，也进一步凸显了儒家的教育理念。

　　关于新乡文庙的创建时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傅山泉介绍说，文庙最晚建于北宋初年。有碑文记“北宋熙宁六年庙，元祐四年修”，北宋末年设为学宫，后文庙毁于战火。明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文庙得以重新修复。文庙原有棂星门、乾门、大成殿、东西廊庑、明伦堂、尊经阁、泮池等建筑。目前仅存大成殿、明伦堂及碑刻10余通，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体量宏大，地位尊贵，建筑严谨而不呆板。”傅山泉告诉记者，虽已多次考察文庙，但每次望见夕阳下优美的建筑曲线，他仍为之心动。

　　据傅山泉介绍，大成殿是文庙主体建筑，殿的上部为青色琉璃瓦，下面是朱红色的檐柱和山墙。殿上吻兽和脊兽在“文革”时期被拆除，虽然少了这两个点缀，但整个殿宇依然美丽壮观。殿顶曲面而下，造型优美。殿宇三面环墙，檐墙用大砖垒砌，墙砖上印有“正德拾年武陟县造”、“正德拾年修武县造”、“怀庆府修武县造”等铭记。大成殿的一些建筑构件仍为明代原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文庙大成殿是市区内唯一的庑殿式建筑。傅山泉告诉记者，该殿为单檐庑殿顶，单檐庑殿顶是建筑学的专业术语。在古代，只有孔子和皇家才能享用单檐庑殿顶。

　　文庙内的明伦堂创建于明代，清代和近代重修。明伦堂四周筑有月台，卷棚硬山结构，灰色筒板瓦覆顶，檐下施斗栱，正面出檐，设有廊柱6根。堂内的东西山墙嵌有明代成化十二年立的《新乡进士题名记》、《贡生题名碑记》、清代嘉庆十二年立的《外翰题名碑记》、《岁贡题名碑记》、《恩拔岁贡题名碑》、《流芳碑》及《乡会题名碑》7通，碑刻记述了从明成化到清顺治时期文庙培养的进士、贡生的籍贯、职务、简历等。

　　大观圣作之碑

　　文庙内有一通高大的青石古碑，这就是蜚声中外的《大观圣作之碑》，常有爱好研习书法的人在此流连忘返。

　　“遒劲有力，入石三分。”初见此碑，记者也禁不住被亡国之君宋徽宗独创的“瘦金书体”所吸引，那入石三分的一撇一钩，是对“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最好的注解。历史上宋徽宗虽然是一名昏庸、奢侈、怯懦的皇帝，但他却通书法善诗画，艺术造诣颇深。他潜心研习历代名家特别是晋唐以来名家墨迹，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他创造的“瘦金书体”，望之如枯藤老树，刚劲飘逸，直如箭、劲如铁。通览《大观圣作之碑》碑文，不论单字结体、章法布局，皆得当严谨，协调统一。碑额是由宋徽宗的宰相蔡京所题。

　　据傅山泉介绍，此碑高4.47米、宽1.24米、厚0.42米，上部及两侧雕刻着精美的二龙戏珠和缠草图案，碑文四周有地卷龙纹、缠枝牡丹花纹，具有很高的文物历史价值。

　　此碑碑文共存1007字，与清代《金古石草编》所录碑文对照，缺损118字。此碑为后人研究宋代学校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该碑的内容，主要是“三舍”、“八行”。“三舍”指把学校分成外舍、内舍、上舍，外舍生成绩优良的升内舍，内舍生成绩优良的升上舍，上舍生成绩优良的可免试当官。“三舍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内容，是从宋神宗（赵顼）时代开始施行的一项教育制度。宋徽宗借“三舍法”之名，又推出了“八行取士”，以“孝、悌、忠、和、睦、姻、任、恤”所谓“八行”来限制学生，符合“八行”者可升舍以至作官，不符合者以“八刑”予以惩罚，这实际上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到了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三舍法”便废除了。从政治角度讲，这通《大观碑》无疑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烙印，彰显出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封建的统治地位，从思想上、行为上禁锢百姓的真正目的。

　　据了解，宋代大观碑有很多，宋徽宗时全国计有1000多块，散布各地，后逐渐损毁湮没。如今所能见到的《大观碑》还有4通，分别在陕西西安、河北赵县、山东泰安、河南新乡，而新乡的碑保存的完整程度也是所存4通碑中较好的。

　　1973年，大观碑的拓本赴日本展出，日本友人对此碑的书法好评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