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史】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延安十三年，是中国革命由弱到强的十三年，是党的革命事业辉煌的十三年，也是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壮大的十三年。十三年里，党的新闻事业随着革命事业由低潮走向高潮，在党的领导、舆论斗争、服务群众、阵地建设、新闻理论研究、对外宣传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打破了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和舆论妖魔化，占领了舆论阵地，赢得了舆论斗争的胜利。

一

新闻舆论工作是我党与生俱来的斗争武器

“五四运动”以后，为普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接受马克思、列宁建党学说中的办报办刊思想，建立了我党自己最早的一批新闻宣传阵地，创办了《新青年》《共产党》《劳动届》等报刊，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建党伊始，我党的任务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二是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作出的第一个决议就对宣传工作（出版党的报刊）做出规定，以办报办刊为主要内容的新闻宣传工作成为我党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921年创办了党的第一张工人报纸《工人日报》，1922年创办党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1923年创办了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这些报刊发挥了巨大新闻宣传作用，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1922年9月13日，党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

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各类党的报刊遭到取缔，国民党掌握了国家的宣传机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肉体和舆论双重诛杀，对马克思主义极力丑化污蔑，对中国共产党极力妖魔化，骂共产党为“赤匪”“共匪”“共产共妻”，面对敌人的双重进攻，党深刻认识到：干革命光靠枪杆子是不行的，必须笔杆子和枪杆子两手结合起来。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后来他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统一要求根据地政府和红军办《时事简报》（壁报），为此他提出具体要求：它的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时事简报》成为根据地和红军初创时期主要的新闻宣传阵地。各个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大力办报办刊，在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党中央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创办了《红色中华报》《红星报》《青年实话》等报刊。延安十三年，我党的新闻宣传事业开始变得成熟壮大起来，在斗争中队伍不断强大，新闻宣传阵地不断扩大，打破了敌人的舆论封锁和新闻垄断，取得了舆论斗争的主动和最后的胜利。

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 准备战斗》一文中写道：“共产党是个穷党，又被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的奇怪，就是这样的党，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之所以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党的新闻宣传队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既是在枪林弹雨里强大起来的也是在长期的新闻舆论斗争中强大起来的，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党的新闻宣传队伍经历了残酷的斗争考验，特别是在延安十三年中，它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成为我党一支极端重要的革命力量。

二

党在延安时期奠定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新格局

延安时期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把手”工程。延安时期，党把新闻舆论工作当作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作为宣传鼓动组织群众和开展对敌斗争的重要斗争手段，予以高度重视。党的领导人既是新闻宣传机构的“一把手”，又是撰写稿件的“首席记者”，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工作，是真真正正的“一把手”工程。

延安时期，党中央设立了新闻宣传工作最高领导机构，负责制定党的新闻宣传方针政策，管理报刊、通讯社、出版发行、广播电台等媒体，机构负责人一般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担任。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不久，1936年5月，党中央在瓦窑堡成立了由党的总书记张闻天负责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1937年3月，党中央进驻延安，中央决定由张闻天、博古、凯丰、周恩来组成党报委员会；1942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博古任党报委员会主任；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时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的毛泽东任书记。

毛泽东、周恩来与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博古等人合影

延安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还亲自指导参与许多重大的新闻宣传活动，毛主席、张闻天等经常性地给党报党刊撰稿、审阅新闻稿件，经常性为党报党刊撰写社论和文章，其中毛泽东写的最多，形式也多样，有消息、社论、谈话、述评等。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的创办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时任党的总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任杂志总编辑；毛泽东发表在《解放》上的署名文章就有29篇，著名的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对于《解放》每个时期的工作，毛泽东都亲自过问。1940年3月，毛泽东倡议为边区老百姓办一份能听懂看懂的报纸，毛泽东为此起名《边区群众报》，并题写了报纸刊头。

1941年5月《解放日报》的创办和1942年4月的改版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进行的，中央政治局三次召开会议讨论改版工作，毛泽东四次就改版工作发表讲话，其中1942年3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延安各部门、党内外负责同志及作家70多人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改版后，《解放日报》强化了党报意识，走群众路线，作风和文风有了很多积极变化，增强了新闻舆论的号召力和战斗力。

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舆论的首要任务是对敌舆论斗争。延安十三年，我党面临着日本侵略者以及汪伪政权、国民党反动派在真实战场和新闻舆论战场发起的“三方两重”进攻。在舆论战场，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政权各自建立了严密的新闻舆论管控体系，对根据地实行铁桶般的新闻封锁，并利用他们的新闻媒体极力“妖魔化”我党我军，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面对敌人一个真刀实枪的生死战场，一个不见硝烟争夺人心的舆论战场，我党有两支武装，一个是拿枪的革命队伍，一个是拿笔的党的新闻宣传队伍，对敌开展新闻舆论斗争成为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舆论的首要任务。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党的新闻舆论战士坚守舆论阵地，不仅面向根据地，而且面向敌占区和国统区展开舆论斗争，甚至还面向国外办刊物，办外语广播节目，宣传我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揭露敌人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争取各方的理解和支持。

1937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公开出版了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成为抗战初期我党进行舆论斗争的主阵地。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严密封锁事变真相，造谣蛊惑民众，党中央在西安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西安分社，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粉碎谣言打破新闻封锁。

1940年12月，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党的第一个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她的主要听众就是敌后根据地军民和国统区民众，甚至还开设了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日语广播。1945年8月，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后，广播的对象主要是蒋管区的民众和国民党官兵，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本善就是在长期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后驾机起义的，到了延安后，他又在新华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动员了20多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起义。

1941年3月，党中央决定由新华社创办第一个外文刊物《中国通讯》，采用英、俄、法三种文字，通过内部交通渠道发行到国外，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抗日斗争。1944年夏，为了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党中央在新华社设立英文广播部，定向美国旧金山播发每日英文电讯，使美国华盛顿的高层了解到了中国抗战特别是我党我军抗战的真实情况。转战陕北期间，新华广播电台兵分两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和位于延安子长、河北涉县的战备台接续播音，虽经两次转移没有停止一天播音，把党的声音延安的声音传播四方。

延安时期，我党还善于运用新闻舆论开展军事斗争，用笔杆子打败了敌人的枪杆子。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分九路“闪击”延安。毛泽东要求《解放日报》先打个宣传战，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丑恶面目，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接着，《解放日报》又陆续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稿件，引起国内外关注。苏联、英国和美国指责国民党热衷于内战，国民党只好迅速将胡宗南部撤回原地。

1943年7月1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

1947年3月，党中央开始转战陕北。当时，随行毛泽东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军委作战部，一支是以新华社骨干人员组成的番号为“四大队”的新闻队伍，他们肩负着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作用，党中央走到哪里，四大队跟到哪里，保证党中央的声音传递出去。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一面指导展开舆论攻势，撰写了大量新闻、时评和社论。新华社先后播发了毛泽东起草修改的《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135旅被歼》《蒋政府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等几十篇评论稿件。由此，毛泽东被新华社的同志们亲切地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级别最高的记者”。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得到全面发展。延安时期物质条件异常匮乏，新闻舆论作为党的事业极端重要的一部分，面临着无设备无技术无人才的困境，党中央千方百计克服种种困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设备就从敌人手里缴获，没有技术就土法上马，没有人才就自己培养，形成了涵盖通讯社、报刊、出版、广播、电影等门类齐全的新闻宣传舆论阵地，培养了一支高素质能战斗的新闻宣传队伍，实现了有阵地、有队伍、有武器，党的新闻舆论在延安时期得到了全面长足发展，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11月，长征结束一个月，党中央便在瓦窑堡恢复了正常的新闻工作，恢复红色中华通讯社（红中社）的发报，复刊《红色中华报》和《参考消息》。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形势，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1939年新华社独立运行并开始在各个根据地建立分支机构。延安时期，新华社逐渐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由分社、支社和通讯员组成的强大通讯网络，成为一个面向全国乃至世界发布新闻的新闻机构。

1937年4月，党中央进驻延安不久，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公开出版，除在延安发行外，《解放》还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国内各大城市发行，发行量最高达到5万份，成为影响极大的刊物。

1938年9月，我党在延安创办了自己的第一支电影和摄影队伍——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在敌后和前方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和电影，拍摄了电影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延安电影团还组织了放映队，巡回为边区基层群众送电影下乡。

1940年3月，在毛主席的倡议下，陕甘宁边区创办了边区党的机关报《边区群众报》，该报以边区基层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为主要读者，识字少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得到了边区群众的广泛认可。

1940年12月，党中央克服种种困难，因陋就简在延安创办了党的第一个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1941年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在《新中华报》的基础上创办了党的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直至1947年3月转战陕北期间才终刊。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个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

1946年底创办了我党的第一个大学新闻专业——延安大学新闻班，范长江是首任新闻班主任。

此外党中央以及各级组织在延安还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刊物。各个抗日根据地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从1938年开始建立以党的机关报为主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1938年8月，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主办的《抗敌报》改版为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1939年1月，北方局创办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月，山东分局创办机关报《大众日报》，1940年12月，中原局创办《江淮日报》。在国统区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于1938年1月创办了机关报《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