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抗战印迹 传承复兴力量】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寻访上高会战抗战印记

上高县城东北角的镜山口，84年前曾发生过一场雄浑悲壮的大会战，被军事当局盛赞为“抗战4年来最精彩之作战”“开胜利之年胜利之先河”“属空前战捷”。1991年，上高县人民政府在此修建“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园名为张爱萍将军题写。

7月下旬，炽热骄阳炙烤着位于赣西北的上高大地。记者循着史料的记载，探寻那场军民同心、痛击日寇的上高会战。

在陵园内一堵上高会战时留下写有“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合作打日本”的标语墙前，记者遇到前来研学的上高县敖阳街道桂林社区的学生。大家皆静默无语，独蝉鸣声声，似乎在为来访者讲述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壮烈故事。

——寻访上高会战抗战印记

宜春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记者 熊妍华 刘和星 李澄

烽火淬炼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1941年1月，日本参谋本部调整对中国战场的作战方针：“……不再进行大规模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内的，以截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

2月中旬，驻扎在江西安义的日军第33师团接到命令，准备前往华北地区；而换防过来的新编日军第20混成旅团已至；加上驻扎在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赣西北地区的日军实力达到6.5万人。鉴于此，日军第34师团向第11军司令部提出，对以上高为核心的赣西北地区进行一次“灵活、短距离的截断作战”，摧毁驻扎在该地区的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掠夺该地区的战略资源，造成恐怖气氛，以达到稳固南昌占领区的目的。

1941年3月15日凌晨，日军第33师团首先发难，上高会战打响。

日军兵分北、中、南三路，以上高为目标，分进合击，奔袭而来。北路为日军第33师团一部1.3万人，南路为日军第20混成旅团主力8000余人，中路为日军第34师团2万余人，另配属日军第三飞行团、海军航空队、后勤部队6000余人，总计进犯兵力4.7万人、飞机100多架，并强拉民夫1万余人，妄图形成“苍鹰搏鸡”之势，“啄”取上高。

面对气势汹汹的来犯日军，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统一指挥第70军、第49军、第74军、第72军、第二挺进纵队和江西保安纵队共7.5万人，设置三道防线：第一线为市汊街、锦江南岸、祥符观等，逐次抵抗，诱导日军；第二线为仙姑岭、老坑岭、苦竹坳等，依托山地，消耗敌人；第三线为钩石岭、泗溪、官桥、棠浦一线作为主阵地，与日军决战。

兵犹火也，不戢自焚。1985年出版的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江西抗战亲历记》中，刊载了上高会战时任县长的黄贤度，以笔名“王道平”撰写的《长留浩气满乾坤——上高会战片段回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打扫战场，敌我双方都留下了累累尸体，点数都点不清，可见上高会战之激烈残酷。日本侵略军伤亡是非常惨重的，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见此战之惨烈。上高会战共持续26天，中国军队用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5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以中国军队彻底粉碎日军战略意图、寸土未失、取得会战的完全胜利而载入中华民族抗日史册。

第19集团军战后总结上高会战胜利原因时指出：“民众用命，彻底破坏交通使敌解除优势装备，达成以破坏战保障歼灭战的成功。”

“其实，‘民众用命’不仅仅体现在交通破坏上。当时，上高人口仅12万，在中共上高地下党的带领组织下，参与支前的青壮劳力就达到3万多人。”上高县政协特聘文史研究员、上高会战史研究者昝鸿祥介绍说。

军民同心

赣西北的战事，中共中央一直密切关注。1941年3月16日至4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分7天刊发了22条有关上高会战的消息报道。中共特别党员黄贤度，也是在党的支持下，于1940年出任上高县县长的，其党的关系由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单线领导。

利用黄贤度县长身份这一有利条件，中共江西省委派遣了一批地下党员到上高，并先后成立了县政府支部、上高中学支部。中共上高地下党员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书写下“宁为战死鬼，莫做亡国奴”“老表武装起来，保卫家乡”“争取最后胜利”等大量抗日标语，“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合作打日本”标语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所书，为上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扎实群众基础。

上高会战打响当天，正在萍乡开会的黄贤度当即离会，步行一天一夜，赶回上高。在途经第19集团军司令部驻地时，黄贤度面见了总司令罗卓英，表达了上高人民坚决要求抗日的决心，并作出“3个保证”：保证军粮弹药的运输，担架队的及时跟进；保证电话、电报的畅通无阻；保证后方没有汉奸投毒、放火等情况的发生。

中共上高地下党根据黄贤度的要求，积极加入抗击日寇行动中来；加强控制区、乡政权，以便发动民众加入支前队伍中来；合并县中队及警务中队，在各重要交通要道及路口放哨站岗，防止敌特活动；集中全县武装力量编成3个大队，一旦上高失守，便上山打游击，坚持长期抗战；黄贤度利用县长的身份，筹措粮草，支援前线。上高会战期间，上高每日供给军粮达3000公斤之巨。

在战斗最激烈的3月22日，黄贤度等中共地下党员还冒着枪林弹雨去前线慰问将士，让前线将士感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当中国军队无法渡过耶溪河时，中共上高地下党发动群众连夜抢修浮桥，家家户户纷纷卸下自家门板用来铺桥。“这一现象被记者发现后加以报道，一时间上高‘无门县’的称号便传了开来。”昝鸿祥介绍说。

上高民众的支持远不止于此。全县3万多名青壮劳力冒着枪林弹雨支前：在几十公里的湘赣公路，埋下地雷、打上石桩，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优势丧失殆尽；战事吃紧，背着沉重的弹药箱，奔赴前线；士兵受伤了，及时抬送到后方接受治疗；电话线路被敌军破坏，重新架设……“当时真的是‘前线需要什么，群众就提供什么，将士们缺什么，群众就供应什么’，军民同心、军民合力达到空前程度。”昝鸿祥说，“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驻扎在翰堂道陂村3年之久，在村民的掩护下，硬是没被日军发现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军队没有民众，打不了胜仗”，这是当年《江西民国日报》战地记者采访上高会战后的感慨。谈到上高会战取胜因素时，罗卓英多次提及“民众效命”“民众用命”，对民众的支前表达充分肯定。

缅怀先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是为更好开创未来。

硝烟散尽八十余载，上高会战的历史印记仍在这片土地上清晰留存。日前，记者一行深入上高县城及周边区域，踏访了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中国军队军需储备处旧址、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旧址、中国军队后方征粮站旧址等上高会战遗址，实地了解当地对历史遗存的保护利用、纪念传承工作，感受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精神财富。

烈日下的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庄严肃穆，已成为上高县及周边地区缅怀抗日先烈、弘扬民族精神的核心载体。上高县博物馆副馆长黄文平介绍，自陵园建成后，每年清明节都有大量民众自发前来敬献花篮。作为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陵园也常年接大量研学团队，通过实地参观、历史讲解等方式，让学生直观感受会战历史。

上高县内遍布着各类与会战有关的支前旧址。这些由祠堂、民宅改造的场所，是军民协同抗敌的直接见证。2000年之后，上高县人民政府对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中国军队军需储备处、中国军队后方征粮站等15处旧址进行了修缮，对其中数处旧址做了复原式陈展，且对外开放。

文艺创作也成为传承历史的重要载体。2017年，由北京御景江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我的上高》正式上映，次年斩获第16届电影频道电影“百合奖”优秀故事片一等奖，让这段历史走向更广阔的受众。上高本土青年作家杜青，创作了长篇小说《决战上高》《上高会战》以及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活着就是见证——上高会战亲历者口述历史》，通过文字留存亲历者记忆。

历史从未远去，它就藏在每一次踏访的脚步里，每一次触摸的温度里，每一次对“为什么而战”的追问里。上高会战，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段鲜活的历史记忆，更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上高会战遗址，不仅仅是一处处地理坐标，更是吾辈当自强的精神高地。

战火中的巾帼英雄

——妇女战地服务团在上高的日子

昝鸿祥

1938年至1940年，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随第19集团军转战赣北。团长是中共党员胡兰畦，团员由成立时的11人增加到37人，其中16人是中共党员。党组织关系前期归新四军南昌办事处领导，后期归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在上高县翰堂道陂村，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易名为第19集团军妇女战地服务团。服务团不定期驻扎在翰堂村祠堂内，在驻地附近组织了妇女识字班、儿童团歌咏队，气氛非常活跃。

服务团在上高一带，主要的工作是向官兵和驻地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成立战场剧社，表演节目慰问前线官兵，救护伤病员，调解军民矛盾等。

据服务团团员戴再民《在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工作的前前后后》一文回忆：“1939年10月，我来到服务团工作，给团员排演张客的《最后一颗子弹》;1940年元旦，在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演出了冼群的《反正》《一百零一夜》《最后一颗子弹》;春节期间，我们排演了田汉的话剧《最后的胜利》(四场)。演出时都请了不少驻地百姓来观看。”

2017年，上高县博物馆一行人到湖南衡东县采访时年97岁的服务团团员林曼萍。她回忆道：“1938年11月，我随胡兰畦到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参加了服务团。1939年至1940年，我们团在赣北一带开展工作。其中，我在上高翰堂办墙报，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宣传抗日的节目。驻地百姓经常给我们送瓜果蔬菜，上高老表很热情，我们团长给他们钱，他们都不收。”

翰堂左兵典老人早年回忆：“战地服务团在翰堂期间，我正在读小学，服务团的音乐队长李平每个星期来我们小学上音乐课，还常办音乐竞赛。我学唱了《壮丁受训歌》，歌词是：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保家乡，杀敌人，发动游击战，一面种田，一面拿枪，老百姓去打仗，才能保家乡!”翰堂道陂村卢长贵老人曾回忆，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兵来翰堂时，他才六七岁。她们在村里办了儿童识字班，村里小孩在识字班认字学歌，内容有：“小小兵，志气高，一二一，学兵操。日本人真可恶，杀人又放火。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杀日寇保家乡”等。服务团还经常在驻地放映抗日的无声电影，当地老百姓称看“哑巴子戏”。

3年间，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团员用自己手中之笔，忠实记录下了亲自体验的许多战斗和生活经历。出版了《战地一年》《战地二年》《战地三年》3本书，引起了很大反响，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也为历史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服务团还编了一本通俗刊物——团刊《战鼓》，铅印了63期，最后一期是《悼念周文南同志逝世特刊》。

绰号“小诗人”的周文南，1938年3月参加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同年10月在武昌经特批成为年轻的共产党员。在服务团3年，周文南写下数十篇战地通讯，刊登在各地报刊上，其中《翻过天目山——到孝丰西亩镇》《女兵变成老百姓》《参观士兵的小组会》《祭奠三百勇士》《大演习》等文章深受欢迎。1940年7月，周文南在打扫战场时因劳累过度染上伤寒，但高烧40摄氏度还坚持参加慰问演出。由于当时治疗条件有限，周文南不幸被病魔夺去18岁的花季年华。

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战地忘我服务，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称赞。她们是战火中的巾帼英雄，将被永载抗战史册。

（作者系上高县政协特聘文史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