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故事 学党史｜四个昼夜

四个昼夜

为了解决农业经济衰退和农民生活问题，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都要去各地调研，解决食堂、社队体制和农业生产问题。他说：“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

1961年3月10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准备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陆续带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

为了做好调研，1961年4月初，周恩来派出他的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先期到河北邯郸地区进行详细的调查，四处走访了解基本情况，共20天。4月28日午夜，周恩来放下手中的繁重政务，也前往邯郸亲自调查。此后一连3天，他在邯郸听取了地委书记庞均、工作组许明和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的汇报。5月2日返回北京处理要务后，3日凌晨再次返回邯郸。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恩来亲自率队在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开展了4天的蹲点调查，推动了全国农村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的解决，这就是著名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之所以选择将武安县伯延公社作为重点调查对象，周恩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伯延公社的气候、人口、耕作习惯等方面，在华北地区都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公社，也是受“大跃进”影响较深的地方，所以调研清楚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形成相关对策，对于解决好其他类似地区的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伯延是革命老区，曾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有着光荣的历史，群众对党有很深的历史感情，来这里调研能够振奋基层干群精神，也相对容易让干部群众敞开话匣子，反映真实社情民意。

抵达伯延后，周恩来同公社、大队、小队干部们就农民普遍关注的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公社干部们对周恩来说：社员们能放开肚子吃，虽吃得不好，但能吃饱。可是，周恩来发现很多社员面黄肌瘦，带有菜色，还有人患上了浮肿病，就知道公社干部们没有完全讲真话。于是，他多次“突袭”公社食堂，走访了拖拉机站、供销社、饲养场，还走村串户，到几十户社员家里察看情况。

同时，周恩来还召集社员座谈，想进一步了解实情和大家的想法。刚开始，一直没有群众敢说真话，怕给国家添麻烦，怕被批评为落后，怕被事后打击报复。周恩来就同社员亲切交流，鼓励大家说出真话。后来有个叫张二廷的村民终于鼓起勇气讲了公共食堂的实际情况。周恩来并没有生气制止，而是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周恩来主动揽责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使基层干部群众都很感动，大家纷纷说出自己真实想法，并提出合理建议。

周恩来在伯延蹲点调研期间，5月3日上午，在伯延公社办公室召集11名社队干部座谈；5月4日上午，到“小章坪”棉花地进行实地调研，并到农机站和汽配厂与群众谈话；5月4日下午，召集12名社员代表座谈；5月5日上午，与村民张二廷谈心；5月5日下午，召集13名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5月6日上午，召集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25人座谈……

5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通过电话向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如实汇报了自己在伯延公社实地调查的情况，并谈了四点看法：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目前主要解决如何解散食堂和社员回家后如何做饭的问题。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包产到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的办法能够真正实现多劳多得，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势在必行。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麦收减产，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收到其他领导人从各地发来的调查报告，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不赞成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

毛泽东立即对周恩来的意见作了批示：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当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讨论并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等。这些符合实际的决定，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也为国民经济调整开了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