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乡推介使】兵戈千年 英雄之地

李大林

　　站在获嘉县那处沉默的同盟台上，我仿佛望见3000年前的烟尘。据传，这里曾是周武王伐纣前与诸侯盟誓之地。向东北眺望，是卫辉、辉县一带的牧野古战场；向东南而视，封丘陈桥驿的屋檐在远处若隐若现——那里，一件黄袍曾悄然加身，开启了一个文化鼎盛的时代。脚下是新乡，一片被黄河水滋养又被烽火反复淬炼的平原地带。我1992年入伍来到新乡，在部队服役近30年，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每一处古战场遗址，每一段城墙残垣，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与战争的千年纠葛。从牧野到陈桥，从桂陵到野厂，新乡见证了多个中国历史关键节点的军事事件。而更令我肃然起敬的，是这片土地养育和接纳的英雄们——从郭兴、许冠英、刘海珠、刘海秋到廖亨禄，他们或生于斯长于斯，或将生命奉献于此，共同编织了新乡的英雄谱系。

　　这些战役带来的不仅仅是权力的更迭、疆域的争夺，更是文明演进中的阵痛与分娩。每一次刀兵相见，都伴随着思想的碰撞、制度的创新、文化的融合。

　　作为老兵，我深知和平的珍贵。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要铭记这些军事历史——不是为歌颂战争，而是为理解和平来之不易；不是为炫耀武力，而是为彰显智慧与勇气的价值。我们要记住郭兴的智勇双全、许冠英的壮烈殉国、刘海珠兄弟的忠肝义胆、廖亨禄的异乡奉献，正是千千万万个他们，用生命和热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

　　新乡的军事历史，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战争史，也是一部生动的文明演进史，更是一部英雄辈出的光荣史。站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仿佛听到历史的回声：金戈铁马已远去，但那些关于勇气、智慧、牺牲与选择的故事，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回荡。

牧野之风：天命转移的回响

　　公元前1046年，武王率领联军从孟津北渡黄河，一路东进，在获嘉县境内驻扎休整，八百诸侯共同商讨伐纣大计，并举行盟誓仪式。为表同盟伐纣的决心，诸侯们各自带领将士，每人捧一捧土堆砌成高台，武王登上高台，手持黄钺和白旄，宣读盟誓（即《尚书·牧誓》），宣布共同讨伐纣王的正义之举。战场就在今日新乡卫辉、辉县一带，那时还是商朝王畿的边缘。辉县，这片古老的土地，3000年后走出另一位英雄——郭兴。他曾是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敌后武工队的传奇人物，以机智勇敢和顽强斗志，带领武工队在豫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歼灭大量日伪军，荣获“太行特级战斗英雄”“一级杀敌英雄”称号，成为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型之一。而同样来自辉县新桥村的刘海珠、刘海秋兄弟，则是更早的革命火种。刘海珠参与华新纱厂建党活动，成为豫北地区最早一批中共党员；刘海秋毕业于黄埔军校，在北伐战争中牺牲。兄弟二人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了同一个信仰。

　　我曾多次驱车经过那片土地，如今麦浪滚滚，高速公路纵横，唯有风从太行山麓吹来，带着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土腥味。

　　商纣王的军队并非不堪一击，他们曾是东征夷方的精锐。但人心的向背，往往比任何兵器都锋利。当商军前阵倒戈的那一刻，天命便已完成了它的转移。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以“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寥寥数语，勾勒出那个决定中国文明走向的瞬间。

　　站在牧野古战场遗址，我常常思忖：是什么让那些商军士兵选择倒戈？是对暴政的厌倦，是对仁政的渴望，还是单纯对生存的本能选择？周人带来的不仅是新政，更是一套绵延800年的礼乐秩序。牧野之战后，宗法、分封、礼乐——这些构成华夏文明基因的制度开始萌芽。一场战役，埋葬了一个时代，又催生了另一个更悠长的时代。

桂陵伏笔：智谋的永恒光芒

　　公元前354年，中原大地上，魏国的兵锋直指赵国都城邯郸，战云密布，情势危急。当赵国的求援急报传至齐国，一场决定中原格局的智谋较量，悄然拉开了序幕。齐威王殿前，将军田忌与军师孙膑受命驰援。他们没有挥师直奔邯郸，在那个战车驰骋、烽烟四起的年代，孙膑以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洞见了战争更深层的逻辑——决胜之地，往往不在两军对峙的城墙之下，而在对手最脆弱、最不得不救的命脉之中。

　　于是，一支齐军精锐部队直扑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如利剑刺向心脏。当魏军主帅庞涓接到国都被围的告急文书，不得不放弃即将攻克的邯郸，仓促回师，他的命运便已不在自己手中。他率领的是一支疲惫而焦躁的军队，归心似箭，阵型与警惕已在长途奔袭中松懈。而他昔日的同窗孙膑坐在战车上，此刻正静静等待在桂陵（今长垣西北）那片精心挑选的战场上。他布下的不仅是一支伏兵，更是一个跨越时空的谋略典范，一个被后世称为“围魏救赵”的战略思想的源头。

　　这种深入敌后、直击要害、以机动与智慧制胜的战术思想，其光芒穿透了20多个世纪。新乡辉县走出的传奇英雄郭兴，所率领的武工队，将这种古老的智慧运用得出神入化。他们没有固守一城一地，而是在太行山与豫北平原的广阔天地间，忽聚忽散，神出鬼没。他们突袭日伪军据点，截断运输线缆，像一把灵活无比的尖刀，始终指向侵略者最疼痛的神经，让敌人寝食难安。这不正是“攻其必救”在现代游击战争中的鲜活再现吗？历史在此刻形成了奇妙的回响，孙膑的谋略通过郭兴们的战斗，被赋予了顽强不屈的民族魂魄，证明了跨越千年的军事智慧，一旦与保家卫国的正义信念相结合，便能迸发出永恒的生命力。

　　1977年，文物专家在长垣县城北15公里的张三寨乡大堽村周围发现了数百个排列整齐的战国将士墓葬，出土有铜镞、铜矛、铜带钩等战国器物，为桂陵古战场的确址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2002年4月，张三寨乡人民政府于大堽村南，竖立高约一丈的“桂陵之战遗址”纪念碑。2002年8月，长垣县人民政府将此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战争的形态早已从车马舟师演变为信息与科技主导的立体对决。然而，当军事学家们研读战例，“以迂为直”的哲学，“攻其必救”的原则，依然闪耀着不朽的光芒。桂陵之战早已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限制，它所蕴含的关于主动权、机动性、心理博弈的核心要义，已成为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页。新乡的这片土地，因承载了这样一场闪烁着人类智谋光辉的战役，而显得格外厚重。

延津烽火：英雄时代的转折点

　　延津，黄河古渡口，在东汉末年，成为曹操与袁绍争霸的关键节点。曹操佯攻延津，实解白马之围，斩颜良，诛文丑，一气呵成。1700多年后，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英雄的诞生与陨落。获嘉县人许冠英，这位抗日战争时期新、辉、获、汲地区抗日游击支队政治特派员，组织抗日青年开展游击斗争，后编入八路军，参与多次战斗。可惜的是，这位英勇的战士1942年在山东巨野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没能看到胜利的曙光。同样将生命奉献给这片土地的，还有福建永定人廖亨禄。他长期在新乡工作，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保卫部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参与创建冀鲁豫根据地，最终在抗美援朝慰问活动中不幸中弹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最终将热血洒在这片土地或为之奋斗的英雄，共同铸就了新乡的英雄丰碑。

　　我曾沿着史料记载的路线，从白马津到延津南，试图复原那场战役的轨迹。曹操的“声东击西”并非简单的战术欺诈，而是建立在对袁绍性格深刻洞察基础上的战略设计。袁绍多谋寡断、好大喜功，这些性格弱点在延津被曹操精准利用。

　　此战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为随后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曹操以弱势兵力，在延津消灭了袁绍最精锐的骑兵力量，扭转了战略态势。站在延津古战场，我常想：若无此战，三国的历史将如何书写？也许统一的将是袁氏而非曹魏，也许就不会有后来三国鼎立的局面。

陈桥黄袍：不流血的王朝更迭

　　公元960年正月初三，后周禁军行至陈桥驿（今封丘县境内）。那个寒冷的冬夜，士兵们将黄袍披在统帅赵匡胤身上，高呼万岁。这一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和平政变”，改变了此后300多年的中国命运。

　　陈桥兵变最令人惊叹之处，在于它的“不流血”特质。与历代王朝更迭时的腥风血雨相比，赵匡胤的宋代周祚，几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权力交接仪式。这背后，是五代十国长期战乱后人心思定的社会心理，也是赵匡胤个人政治智慧的体现。

　　我常常在陈桥驿遗址徘徊，想象那个场景：士兵们的呼吸在寒空中凝成白雾，黄袍加身的赵匡胤脸上是惶恐还是早有预谋的镇定？无论如何，这次兵变开启的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经济最繁荣的朝代之一。陈桥一夜，新乡见证了历史最温和的转身。

野厂血性：民间抗战的丰碑

　　时间推进到1940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在延津县野厂村，一场现代战争史上罕见的民间自卫战爆发了。村民自发组织的“红枪会”，以大刀、红缨枪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延津村民俗称“野厂打老日”。这种民间自发的抵抗精神，与郭兴领导的敌后武工队、许冠英组织的抗日游击支队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豫北平原上的抗日长城。而像刘海珠这样早期在豫北地区传播革命火种的共产党员，或许早已为这种民众的觉醒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野厂村是河南省延津县马庄乡西南部的一个村庄。20世纪初，全村不足200户600余口人。我曾拜访过野厂村的老人们，他们口中的那段历史，没有史书的冷静克制，只有血与火的炽热记忆。1940年5月2日和18日，日军两次进攻野厂，村民们依托寨墙顽强抵抗。一位老人回忆说：“我们没什么好武器，就是不怕死。日本人以为我们好欺负，我们就让他们知道，中国人的骨头硬得很！”

　　野厂抗日保卫战最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村子陷落，许多村民牺牲。但这场战斗的意义，远超过其战术价值。它证明了中国人民面对外侮时不屈的意志，展现了民间自卫力量的潜力。豫北平原上，野厂村的名字，成为抗战史上一个鲜红的标记。

和平曙光：新生的选择

　　1949年5月，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新乡面临最后的选择。国民党第四十军困守孤城，城外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强大兵力。是战是和，关系着这座古城和数万百姓的命运。此时此刻，那些为这一刻奋斗过的英雄们——郭兴在太行山的游击、许冠英在山东的牺牲、刘海珠兄弟在早期的建党活动、廖亨禄在根据地的创建——他们的付出，终于要迎来最终的曙光。

　　5月5日，双方签署《关于处理新乡国民党守军的协定》，新乡和平解放。没有炮火，没有伤亡，只有权力的平稳交接。我曾查阅过当年的档案，看到谈判代表们签字的照片，他们脸上的表情复杂——有释然，有期待，也有对未知的忧虑。

　　新乡的和平解放，成为解放战争中城市接管的一个典范。它避免了文化遗产的破坏，保护了百姓生命财产，也为后来其他城市的和平解放提供了借鉴。这座城市以最智慧的方式，完成了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过渡。

　　今日新乡，早已不是当年的战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民安居乐业。但当我站在同盟台上，目光掠过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我知道历史从未真正离去。它沉淀在每一寸土壤中，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化作我们前行时最深沉的力量与最清晰的回响。

　　（作者系《四川旅游》副总编辑，曾任驻豫32149部队副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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