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何以蘧伯玉故里
2026-06-26 18:57:45 来源: 新乡网 评论：0 点击： 收藏 蘧伯玉是中华德圣，千古君子。蘧伯玉不是突兀而出的一座高峰，他的文化根脉或远祖是古老蘧国。蘧氏古国在古老的济水、濮水之畔。济水以清雅，濮水以浪漫，滋养了蘧氏古国的先民，催生了蘧氏文化勃发。今天，古老的济水、濮水已经消失，但是在这里依旧传颂着蘧伯玉动人的故事，也留下了众多纪念先贤蘧伯玉的遗迹。千百年来，长垣市伯玉村、卫辉市君子芳村、内黄县石盘屯乡（蘧贤里）、获嘉巨柏村、牧野区西曲（蘧）里村、濮阳渠村都以蘧公故里为荣。这里，我们以时间为线，以典籍为据，穿越时空，在浩如烟海的史林漫步，走进历史的深处，探究蘧伯玉故里究竟在哪里，也以此文回应社会对蘧公故里究竟在哪里的追问。
一、蘧国，遥远的记忆
姓氏皆有本源，蘧（q ú）伯玉，姬姓，蘧氏，名瑗，字伯玉，谥成子，春秋时期卫国贤大夫蘧无咎（字庄子）之子。研究蘧伯玉，就要追溯蘧伯玉的祖先来自何方。《亢仓子》曰：“几蘧氏之御天下也，不治而不乱。”几蘧氏、伏羲氏、轩辕氏同为上古帝王。宋代著名历史巨著《路史·前纪》载：几蘧氏之治，盖以无事治者也。几蘧帝是远古先知，是中国道家文化的先驱。《路史·古国纪·蘧》记载：“蘧，伯玉先国。《陈留风俗传》云：长垣有蘧伯乡，一曰新乡，伯玉之家。”释义是蘧国是蘧伯玉祖先创立的国家。陈留风俗传记载长垣县有蘧伯乡。这里是伯玉的家乡。蘧伯玉长于老子，其“弗治之治”开道家之先声。
公元前1042 年，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建卫国，都朝歌。公元前660 年，狄人侵占朝歌。《左传·闵公二年》载：“卫之遗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藤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卫人东渡黄河，第一次迁都漕邑（白马墙村）。漕邑距长垣蘧伯玉故里仅数十里。
公元前658 年，在齐桓公帮助下第二次迁滑县楚丘。公元前629 年再迁都帝丘，今濮阳县高城村。从蘧伯玉寿年约百岁，及与孔子等历史人物生卒年代关联对比推算，蘧伯玉及其父蘧无咎应在卫国都于帝丘之前就已是卫国大夫。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生活在特定的地域与时空，研究历史人物，探究历史与地理，不可或缺。研究蘧伯玉故里，就要溯源蘧伯玉的祖先来自何方？历代文献记述蘧氏古国在长垣。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顾颉刚先生在《春秋地名考·蘧》中考证曰：“《四书辨证·路史·国名纪》：蘧伯玉，先国据此。则蘧是以国为氏者……”长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关于蘧国的记载。
二、神圣，君子蘧伯玉
千百年来，蘧伯玉在长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位个体历史人物所应受到的尊崇。蘧伯玉不仅被供奉在孔庙、乡贤祠、二贤祠，官方每年还在春秋两季专设祭祀，春祭于墓，秋祭于祠。康熙《长垣县志卷八·典礼书（庆典祀典礼仪）》载：“先贤蘧子祠·每岁春秋仲月上戊日祭。春祭于墓，秋祭于祠。”
蘧公在长垣是神一般的存在。有典籍文字记载的后汉高祖皇帝刘知远来过《册府元龟》），唐代大诗人岑参来过，明代国家纂修刘矩代表朝廷来过。历代长垣县令赴任、去职，拜谒蘧公是必修课。民国《长垣县志·卷八风物志·祀典》依旧清晰记载拜谒蘧公的祭器，祭品名目，献祭后，一跪三叩首礼毕的议程。这是封建迷信吗？非也！
《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原始语境中的祀与戎实指祀礼与军礼（出征前的祭祀），均属礼制范畴，是与神灵交往的大节。祭祀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神灵、自然、祖先的敬畏和崇拜。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祀”和 “戎”都与祭祀和礼仪紧密相关，反映了古代社会对祭祀和军事行动的高度重视。在现代，依旧将“祀”视为文化和礼仪方面，强调国家的文化基础和道德建设，比如每年举办的轩辕黄帝祭祖大典就是如此。
历史上，长垣人尊崇祭祀蘧伯玉，犹如国之祭祀轩辕黄帝。
三、汉代典籍中蘧公墓祠在长垣
秦汉时期，长垣县隶属陈留郡，濮阳县隶属东郡，陈留郡，东郡又同属兖州。汉代《陈留风俗传》、晋代《陈留志》均清晰记载蘧伯玉故里在长垣。
1、《陈留风俗传》是中国一部具有重要的地理、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典籍，为东汉圈称撰，成书于汉桓帝刘志年间，汉桓帝在位时间为公元146 年至168年。汉代，长垣县隶属陈留郡，该书关于蘧伯玉的记载具体明确：“长垣县有蘧伯乡，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汉代的长垣就有了纪念蘧伯玉“蘧伯乡”、 “蘧亭”两级地方行政机构，这里既有伯玉墓冢，也有伯玉祠堂。这是最早记述蘧伯玉籍里的历史典籍。两千年前，这里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坟墓，蘧氏家族，蘧氏文化在这里久已蔚为大观。这不是偶然，更不是突兀而出，是远古蘧氏家族文化的传承使然，这里曾是一个繁盛的蘧氏古国。
2、班昭是东汉时期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她曾与长兄班固共同编纂了著名史学巨著《后汉书》。班昭在《东征赋》记述：“入匡郭而追远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乱之无道兮，乃困畏乎圣人。怅容与而久驻兮，忘日夕而将昏。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觉悟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迄于今而称云。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丘坟。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殁而名存。唯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吴札称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征。”《东征赋》虽是中国文学经典，但是丝毫无损其史学价值，为历代蘧伯玉研究者认同。
汉代，濮阳县隶属兖州东郡，没有关于蘧伯玉的任何文字记载。
四、晋代典籍关于蘧公墓祠的记载及考证
晋代记述蘧伯玉籍里的史籍有三。
晋代著名经史学家江敞著地记类著作《陈留志》载：“长垣有蘧伯玉祠”。
魏晋时期军事家、经学家、律学家杜预（222 年－285 年初），字元凯，初仕曹魏，任尚书郎，他是与曹衮同时代的人。杜预所注的《後漢書》考释严密，注解准确，见解精辟，是《漢書》最早的注本之一。《後漢書志·第二十一·郡國三》载陳留有長垣侯國，有匡城，有蒲城，有祭城。注曰：“陳留志曰：「有蘧伯玉墓及祠」又西南有宛亭。左傳僖二十八年衛人盟宛濮，杜預曰近濮水”。
以上两部典籍明确记载，蘧伯玉墓祠在长垣。
同时，晋代史学家陈寿（233 年—297 年）编纂的《三国志·魏书·中山恭王曹衮（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35 年）传》曰：“昔卫大夫蘧瑗葬濮阳，吾望其墓，常想其遗风，愿讬贤灵以弊发齿，营吾兆域，必往从之。”这是蘧伯玉墓在濮阳县之说的最早来源。
解读古文不能仅从字面望文生义，更不能以宏大叙事替代严谨的历史地理考证。濮阳不能等同于濮阳县，这与南阳、襄樊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南阳”不能等同于“南阳市”的争论是一个道理。
何为“阳”？《礼记·郊特牲》:"兆於南郊，就阳位也。"《孔子家语·郊问》:"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阳位也;於郊，故谓之郊焉。'"《宋书·礼志一》:"晋氏南迁，立南郊於巳地，非礼所谓阳位之义也。"阳，正南的方位也。
古代，人们称山峦之南坡、河流之北岸为“阳”，习惯以“阳”为通名命地名。前缀字是专名，“阳”为通名，泛指区域。濮阳最早，也首先是地理概念。之后才在这一地理范围内出现了濮阳县、濮州、曲濮、宛濮以及“桑间濮上”等
地名。正如太行之阳，八百里太行山之南皆可曰太行之阳。古汉语一字一意，这里的濮阳是指濮水之阳，不是濮阳县的缩写。濮阳在地理概念上不能与濮阳县划等号。曹衮去世在中山王的封地，其治所不在濮阳县。《三国志》表述用的是两个字“濮阳”，不是三个字“濮阳县”。两千多年里，无数人读过《三国志》，从没有哪一部典籍说蘧伯玉墓在濮阳县。
研究春秋时期的权威著作解读蒲阳、濮阳、曲濮的涵义就能明白，不是曹衮说错了，也不是陈寿记错了。把濮阳等同于濮阳县是误读。
1、《春秋地名考略·卷七·蒲阳》中蒲阳之意涵
该记述明确指出“蒲阳即蒲城之南”。在古汉语中，古代所谓的“阳”不仅仅是指“山南水北”，也指该城区的南方。那么，这里的“濮阳”应是指濮阳县城或濮水之南较为广泛的区域。
2、王夫之《春秋裨疏》之濮水的意涵
明代王夫之是17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理论思维水平可与当时西方顶级思想家比肩。他在考据春秋历史地理的著作《春秋裨疏》对“濮”与“蒲”的解读清晰明了。关于濮，曰：“地以水名，则凡水之滨皆可名也 盖西自延津，东之濮州，皆濮水之滨，可名为濮。”濮水从西南至东北蜿蜒贯穿长垣，蘧伯玉墓祠相距濮水仅数里，当然也属濮水之域。关于“祭”：“长垣地临濮水，于春秋为蒲，所谓卫有蒲戚也。而《陈留志》言长垣祭城有蘧伯玉墓。”
《春秋地名考实》关于长垣“祭”地的考证中曰：“长垣去卫未远，卫之匡、蒲、宛、濮，皆在其县，地当属卫。”
3、《春秋地理考实》曲濮之意涵
《春秋地理考实·曲濮》：“卫侯郑伯盟于曲濮，杜注卫地。汇纂，盖濮水曲折之处，犹言河曲、汾曲也。”典籍讲的非常清楚，曲濮的地理涵义。
4、《春秋地理考实》濮阳之意涵
《春秋地理考实·卷四·列国兴废说·卫》：“桓公十三年，鲁隐公即位。鲁哀公十四年，其后贬号曰君，止有濮阳之地。春，二世废其君角为庶民。”此处的濮阳依旧是地域概念。
5、全面了解《三国志》的独特之处。
《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单独流传，北宋咸平六年(1003 年)才组合成《三国志》。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一般正史的规范。史学界对《三国志》的基本评价是：“名为志其实无志”。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原名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从其诞生之日就有演义教化人的印记。晋代，当朝尚书郎范頵向朝廷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陈寿的用于是“濮阳”，不是濮阳县。，晋代人陈寿晚于三国人曹衮，首先陈寿不会亲耳听到当时曹衮具体是怎么说的，其次，《三国志》是极具文学色彩的人物传记。因此，语焉不详的“濮阳”二字，无法与“濮阳县”三个字划等号。后世典籍，无一记述蘧伯玉墓祠在濮阳县就是最大的证明。
长垣蘧伯玉故里、墓祠不仅在濮水岸边，也正处于在濮阳县之南。从春秋到清代嘉庆年，近两千年间， 历史典籍关于蘧伯玉墓祠在长垣的记载明确、连贯，从无间隔断档。濮阳县境内之蘧伯玉墓则是两千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空窗期。更为重要的是，晋代陈寿之前的典籍汉代《陈留风俗传》、班昭《东征赋》，以及与陈寿同时期的历史典籍《陈留志》《後漢書注》明确记载蘧伯玉墓祠在长垣。因之，此处之“濮阳”，非指今日之濮阳县，是指濮之南的广泛区域。
五、南北朝时期蘧公墓祠在长垣的记载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之中。所以四库全书编目，把地理著作列入《史部》。研究历史，不可不研究地理也。郦道元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巨臂。《水经注》是研究中国历史人物故里、墓祠最重要的典籍。
1、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中国著名地理学家、文学家。《水经注》以汉代《水经》一百三十七条水道为经，以记述地理、人物、古迹、景貌为纬。
《水经注·卷八·济水》是关于古老济水、濮水及沿岸风物、古迹名胜最详实，也是最权威的记述。载曰：“《地理志》曰：王莽更长罗为惠泽，后汉省并。长垣有长罗泽，即吴季英牧猪处也。又有长罗冈、蘧伯玉冈。《陈留风俗传》曰：长垣县有蘧伯乡，一名新乡，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曹大家《东征赋》曰：到长垣之境界兮，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蓁蓁。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向其丘坟；惟令德之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昔吴季札聘上国，至卫，观典府宾亭父畴，以卫多君子也。”
笔者之所以把南北朝时期《水经注》专列介绍，因为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不仅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山水游记，更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理巨著。研究历史地理，不读《水经注》，无以言。
2、蘧伯玉祠中南北朝时期佛像。
清代著名金石著作《常山贞石志》记载“十经斋”供奉的南北朝时期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 年）石雕佛像的流转经历时，说其来自长垣蘧子祠。《长垣县志》记载这尊历经千年流转之石雕佛像曰：“右碑在城南十里蘧子墓祠龛后，高一尺二寸，宽六寸。石座高三寸二分，宽七寸。碑面勒佛像三……施石主程昌黎，邑子程子高，同邑子程崇同造，一十八字”。这是长垣蘧公祠最早的存世石刻，已近1500 年。
《水经注》、石佛造像互证了南北朝时期长垣县蘧伯玉祠香火的旺盛。
六、隋唐典籍记述蘧公墓祠在长垣
蘧伯玉故里、墓祠在长垣，古无争议。卫辉从宋代出现蘧伯玉的记述，内黄在明代万历年间创建蘧公祠，新乡、获嘉、濮阳是在清代之后出现。所以在隋唐、五代十国期间，国家祭祀，学者研究的是蘧伯玉文化，没有谁去考证蘧伯玉籍里。
1、唐代《元和姓纂》载：“蘧，卫大夫蘧瑗之后。汉有大行令蘧正。”
2、明代江西东乡《黎阳璩氏宗谱》载：“（蘧正）上祖，此中系延一百世谱勅序。正公，字建国，号佐廷。生汉文帝二年，月日时未详，鼎定家邦于河北长垣县。官拜大行令职，后赐侯位，娶刘氏，生二子佑、朝。佑住河南商县（今陕西黄河南岸之商洛县），朝迁山西介县（今介休）。公妣俱葬长垣县蘧亭。”蘧亭，是伯玉村之旧称，今亦有蘧亭之纪念建筑。
3、岑参（716--769）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天宝三年（744）曾漫游河朔来到长垣匡城，诗人裹挟着盛唐烟云与怀才不遇的悲凉，写下著名的诗篇《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故人南燕吏，籍籍名更香。聊以玉壶赠，置之君子堂。”
诗人住在距蘧伯玉祠堂仅数里的匡城，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岑参提着玉壶美酒，登临蘧公祠内君子堂，向蘧公诉说自己在出世入世间的苦闷与盘桓。
唐代，开疆拓土，所向无敌。尽管如此，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唐朝政府追封蘧子为卫伯。所以，唐代文人骚客来长垣蘧公祠凭吊怀古，且留下大量不朽的诗篇。又如，晚唐著名诗人黄滔在长安科举考试期间曾游历长垣赋诗《寓言》：“流年五十前，朝朝倚少年。流年五十后，日日侵皓首。非通非介人，谁论四十九。贤哉蘧伯玉，清风独不朽。”
七、五代十国皇帝拜谒长垣蘧公祠
盛唐之后，中华民族经历了至暗的“五代十国”。在中原，后晋、后汉等沙陀族人建立的政权像走马灯一样轮替。沙陀族尽管是来自西北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却崇尚汉文化，尊崇君子蘧伯玉。
《钦定四库全书·册府元龟》是北宋时期为帝王治国理政提供借鉴的著名史书，也是我国古代一部专门史料性质的类书，原名《历代君臣事迹》。该书在品藻、慕贤思贤、知人、诙谐、自述等多达十余卷的内容中，从不同的角度颂扬蘧伯玉。《卷一百十四·帝王部·巡幸》载：“汉高帝（后汉高祖皇帝刘知远）以晋（后晋）开运，四年二月辛未即位，改开运四年为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九月御札取今月二十九日暂幸澶魏。十月壬午次长垣，癸未，幸蘧伯玉庙，驻跸赐臣寮酒。丙戌次澶渊”。次，驻扎；幸，幸临，尊者来访。驻跸，帝王出巡时,沿途停留暂住。后汉皇帝刘知远这次出巡，不仅在长垣驻扎，也在拜谒长垣蘧伯玉庙时暂住蘧公故里。之后又去了澶渊（濮阳）。
《册府元龟》又载：汉高祖在天福十二年十月北巡时，曾到蘧伯玉庙驻跸，并赐臣僚酒。当时帝询问为何在此地设立蘧伯玉庙，宰臣回答此地为古代卫国蒲城，蘧伯玉是蒲城人，年轻时就有名德，受乡里称赞。由于卫灵公被夫人南子迷惑、受宦官雍渠蒙蔽，贤者难以被任用。大夫史鰌病重时告诫儿子：我知道蘧伯玉贤能却未能推荐他，这是对国家的罪过。如果我死了，君主必定亲自吊唁，你应将我的尸体陈列在庭院，详细说明此事，希望君主相信并任用伯玉。后来卫灵公提拔蘧伯玉为大夫，国家因此得到治理。孔子两次进入卫国，都以蘧伯玉为主人。蘧伯玉去世后，乡里人思念他，设立祠庙祭祀，后被载入祀典，得以延续。
五代十国，中原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战火连绵不断，生灵涂炭。长垣蘧伯玉庙堂依然坚挺，香火依旧缭绕。这是文化的韧性，这是蘧伯玉精神的普世价值。
八、宋代典籍关于蘧公在长垣的记述
宋朝，我国历史文化繁盛的朝代。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 年）追封蘧伯玉为内黄侯。宋代有大量承前启后的著作涌现，这里选取著名历史地理典籍《太平环宇记》、《路史》、《记纂渊海》关于蘧伯玉的记述。
1、《太平寰宇记》载：“蘧伯玉祠在长垣县东七里，祠在墓侧。”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编纂最早、影响最大的地理总志，乐史撰。作者以州县为单位,详细记述其四至八到、山川、古迹、人口、贡赋、风俗、姓氏、土产、人物、艺文等内容。《太平寰宇记》不仅记载了宋初的疆域政区,而且详细叙述了唐末、五代十国和宋初行政区划的变化。
2、《路史》是宋代考证远古历史的著名史学著作，罗泌编著。该书既记载了蘧伯玉，也记载了古蘧国。
《路史·古国纪·蘧》载：“蘧，伯玉先国。《陈留风俗传》云：长垣有蘧伯乡，一曰新乡，伯玉之冢。”《路史》把“蘧”列入古国，在古国纪中记述蘧国是蘧伯玉祖先建立的国家。这说明远在蘧伯玉之前这里就是一个以“蘧”为名的诸侯国。这一记述与许多史籍的表述吻合。
3、《记纂渊海》是南宋学者潘自牧编纂的中国第一部以记言为主的类书。潘自牧认为前人“类书”详于“记事”而略于“纂言”，为使科举士子文章能“推移变化于言意之表”，故编纂此部以记言为主的《记纂渊海》。《记纂渊海·卷十七》载：“开封府长垣县有蘧伯玉墓，在长垣县南”。又载：“周蘧伯玉，长垣人。为卫贤大夫，孔子常主其家。”
“主”不是“住”，“主”字在这句话里是动词，是经常且长时间的“居住、寄居，蕴含着主人与客人非同一般的友谊。史言孔子弟子三千，当年的孔子不是一人，是一个教学团队，这么多人长期住在卫国首都帝丘蘧伯玉家，蘧府需要多大的场地才能容的下众多弟子学习生活呢？孔子曾居住帝丘无疑，无法设想帝丘的蘧府能大到足以让孔子在此办学。况且，年近百岁的蘧公早已告老还乡。所以，《记纂渊海》直言蘧伯玉是长垣人，孔子办学也应在长垣县蘧伯玉故里。
《记纂渊海》卷二十一·汲郡：“君子村在郡西，蘧伯玉居于此”。卫辉之蘧伯玉遗址曾有墓，有祠。最早见于宋代典籍，已距春秋时期的蘧伯玉千年有余。明万历《卫辉府志》卷一，汲县有“君子村，在府城西北三十里。蘧伯玉昔居于此，因名。”典籍、方志记载蘧伯玉曾在卫辉居住，学界对蘧伯玉在卫辉的定位亦是“居于此”之说。 清乾隆《汲县（卫辉）志·卷末杂识·君子村》载：“卫经再迁，故地久属于晋，蘧大夫安得复居于此？承讹袭谬，汲诚有之，恐新亦不免也。”所以，史学家及卫辉志给卫辉的定位是曾“居”于此，不是故里。
4、宋代长垣石刻《机城石碣》《版丘圣庙》均准确载蘧公故里方位。宋太祖乾德元年（963 年）立于机城寺。碑文：“机城今名也，隋唐传为机州古城，在春秋原为蘧里。正属通衢，逼近卫都，即今滑州，是为文公故徙楚丘地 大宋乾德元年重建。”机城寺在长垣县伯玉村东，且与卫国国都“楚邱”不远。《版丘圣庙》石刻载：“版丘一镇，古卫地名。旧有圣庙，勒石以志。考稽本镇，鲁卫通衢。东有曲阜，西至洙淇。南接仪封，北近蘧里。孔子适卫，本镇恒历。自此反鲁，留名古迹 淳熙年（1187）丁末年冬望日吉旦”。宋代这两通记载长垣版丘（今脑里镇）、机城（海渠村，已被黄河冲埋）碑刻均记载了其与 “蘧里”的方位。也个方位，正是今天蘧公故里伯玉村的地理位置，这是跨越千年时空交错的印记。
长垣蘧公故里是孔子周游列国数次往返卫国、宋国、陈国，以及最终离开卫国返回鲁国必经之地。从孔子周游列国图就可直观看出，孔子师徒活动最密集的地点是帝丘与匡、蒲（长垣）。孔子长期在长垣办学不足为奇。
九、元代碑刻记载长垣蘧伯玉遗墟
元朝政权在中原大地仅存续九十余年，骑在马背上的蒙古人，没有为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留下太多文字记录。然而，元代一位著名的散曲家杜仁杰却在一篇碑记里为，为历史留下了抹不去的关于蘧伯玉的珍贵记忆。
杜仁杰，字仲梁，山东济南人，元代散曲家。平生与元好问相契，元好问曾两次向耶律楚材推荐，俱不仕。仁杰淡泊于功名，一生游历山水，留有多处碑文、游记和墨迹。《崇真观碑》是他为长垣崇真观写下的碑文。开篇：“蒲城之为邑尚矣，介于九河之间，邻于太行之左。河内公之惠政仍存，蘧伯玉之遗墟尚在。”何为“遗墟”？曾在长垣县做过县令的宋文学家苏舜钦《和邻几登繁台塔》:"孝王有遗墟，寥落千里馀。"金元好问《镇州与文举百一饮》诗:"翁仲遗墟草棘秋，苍龙双阙记神州。"《说文解字》解为：“大丘也”。也有荒废的故城之意。由此相见，元代散曲家杜仁杰站在汉民族先贤蘧公故里的“遗墟”前，面对异族的统治，面对大好河山，是如此的痛心疾首。
《大名府志》《畿辅通志》《长垣县志》、《长垣金石志》均收录该碑刻碑文。收录这一碑记，就是铭记历史。在异族的铁蹄之下，“蘧伯玉之遗墟尚在”。这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十、明代濮阳先贤不言蘧公在濮阳
宋代，长垣归开封府。元、明、清三代，长垣与濮阳同归大名府管辖。元代大名府志无存，明代有正统、正德《大名府志》。这两个版本关于的濮阳县的记述中，“里甲篇”没有蘧村或渠村之村名；地理志古迹、陵墓篇没有蘧伯玉墓； “祠祀志”篇没有蘧伯玉祠堂；人物志中没有蘧伯玉传记；艺文志也没有关于蘧伯玉的诗文。也就是说，濮阳县之上的大名府志中濮阳县与蘧伯玉没有任何关联。
大名府是濮阳的上级不加记载，那么，濮阳人自己编写的《开州志》为何也只字未载蘧伯玉墓祠在濮阳县呢？
明代嘉靖《开州志》是濮阳现存最早、最完整、最权威的方志。《开州志》采编动员了开州（濮阳县）的顶尖人才。主编王崇庆是濮阳人，编辑也是当时濮阳最有学识之人，《开州志序》曰:“乃遴诸生之俊异，搜校故实于群籍 ”可以说，编辑也是遴选了濮阳当时最有学问的才俊。他们遍览典籍，又实地查访，方成此志。后世评价：“此志搜故实于群籍，网罗巨细，微阐幽显。又纪述无遗，体正文雅，久为世所赞美也。”这些学富五车编写濮阳县志的濮阳精英，绝不可能没有读过《三国志》，也绝不可能不知曹衮这句“蘧瑗葬濮阳”的话。明嘉靖《开州志·官师志》对曹衮记述的原文是：“武帝庶子，母杜夫人，少好学，十余岁能属文。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徙为濮阳王；太和二年就国，尚俭约。”只字未提曹衮葬在濮阳。曹衮未葬濮阳县，又何来葬在濮阳县的蘧公墓侧？如果曹附蘧而葬，毛之不见，焉论毛附之皮乎？
蘧伯玉是中华民族人所共仰的大贤，如果蘧伯玉葬在濮阳县，濮阳人自己编纂的《开州志》只字不提，岂不是大不敬也。
1、濮阳人王崇庆是《嘉靖·开州志》主编。同时，也是《嘉靖·长垣县志》的订正人。《长垣县志》详尽记述蘧伯玉的故里、墓祠，对蘧公品德大书特书。这绝不是王崇庆不爱家乡，在明代之前，濮阳县不仅没有任何蘧伯玉的遗迹，连渠村这个村名就不存在。
有人会质疑，此时的渠村这个区域可能归东明县或长垣管辖，因此没有记载。渠村之区域确曾归属长垣、东明，遍查典籍，清代康乾之前的长垣、东明县志压根就没有渠村这个村庄的名字，更妄论此地有附会蘧公遗迹之记述。
2、明代榜眼濮阳人刘矩《蘧伯玉祠堂记》
《明清进士录》载：“刘矩，明永乐十九年（1421 年）一甲二名进士。 大名开州人，字仲方。授编修，迁修撰。研穷“性理”，口不言人过。为文温淳典雅，以病归卒。”据传，刘矩殿试本来是第一名，也就是状元，可是当明成祖朱棣却钦点曾鹤龄状元，刘矩屈居第二名。这个故事在濮阳尽人皆知。刘矩与王崇庆是明代濮阳彪炳史册的文化双壁。“北杏坛，南蘧公”，长垣四至八景之第二景就是蘧公。濮阳也有四至八景诗文，是刘矩主导编写的，没有蘧公的身影。
明正统癸亥年（1443 年），刘矩以明朝廷翰林修撰的身份从北京跨越濮阳来到长垣公祭蘧伯玉，并写下历史名篇《蘧伯玉祠堂记》曰：“其祠与茔，据《地志》在蒲城之阳，去邑治十里余。历千岁之久，事之兴坏废革者不可胜数，独其遗迹不泯不绝，何其盛也？岂独邑人崇尚之不衰？盖亦由其行之以动后人，而人爱之自不能已也”云云。刘矩也是濮阳县人，他如此推崇蘧公，如果历史上濮阳县境内哪怕有一点点遗迹，他绝不会不去考证宣传。他那么多歌颂家乡的作品，为何从未提及蘧伯玉？尊重历史，是历代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良知与操守。
王崇庆、刘矩俱明代濮阳县籍进士，濮阳县大贤。两人都去大书特书长垣之蘧伯玉，只字不言濮阳。不是他们不爱家乡，蘧伯玉压根不是濮阳人，濮阳县从无蘧伯玉遗迹。
十一、明代大名府志关于蘧公在长垣的记载
明代，长垣县、濮阳县、东明县同属于大名府管辖，《大名府志》远比长垣、濮阳县志更具权威性。明代、清代所有大名府官修志俱言蘧伯玉故里、墓祠，以及一连串的地名在长垣县，没有一个字说在濮阳县。
1、明朝大名府编纂的明正统（1445 年）《大名府志》记载的坊、乡、镇、里、屯。长垣县有蘧伯玉墓祠，有蘧公乡、伯玉里、迁伯玉里、伯玉屯（屯：军民屯垦点）。屯，指军屯。迁，指迁徙、移民。历史上长垣有关蘧伯玉的地名不是单个孤立的，呈现多点散开，丛状。这也印证，这里是远古的蘧氏古国，有关蘧氏、蘧伯玉的地名多点连片，蔚为大观。
2、明正德《大名府志》在长垣县栏目的卷一疆域、卷四祠祀、卷七人物志、卷九古迹陵墓、卷十文章志中关于蘧伯玉有系统、详尽的记载。卷一·疆域有蘧公里、伯玉里、迁伯玉里；卷四·祠祀有“乡先生祠在学堂岗西，天顺间知县刘弘建。乡先生者，春秋蘧伯玉 ”；卷七·人物志有蘧伯玉；卷九古迹·陵墓有蘧伯玉墓；卷十·文章志收录有汉代曹大家《东征赋》，胡俨《谒蘧伯玉墓》诗，等等。
以上仅仅是《大名府志》的部分记载，明代《长垣县志》关于蘧公的记载多的不可胜数，无须一一列举。
十二、濮阳渠村之名最早出现在清康熙年间
渠村是依河而建的自然村落，还是传统文化古村落，探究是有趣的。
1、《康熙·开州志》成书于康熙十二年（1673 年）。这是清代最早的濮阳县志，该志没有蘧伯玉故里、墓葬在濮阳的任何记述，艺文志也没有歌颂蘧公的诗文。但是，在“卷一·地理志·村镇屯堡”中第一次出现“渠村”这个村名。“渠”是渠水之渠，非蘧伯玉之蘧。
2、“渠村”从得名起，一直延续到清嘉庆十一年（1806）成书的《嘉庆·开州志》。在《嘉庆·开州志》地名里依旧是渠村，不是蘧村。渠村之村名始于清康熙年间，如果从成书那一年算，其历史不足360 年。
3、光绪《开州志》，才真正在地名里写作“蘧村”。
有人说渠村是由蘧村演变而来，是荒谬的。蘧村之写法始于清嘉庆志艺文志中李符清的《修复先贤蘧子墓记》。但是，嘉庆《开州志》的地理地名中依旧写作“渠村”。
4、1983 年濮阳县地名办编印的《濮阳县地名概况资料汇编·渠村人民公社》载：“清末因黄河泛滥，部分村民移居大堤西，取名渠村”。“清末”二字明确清晰。
5、渠村与小渠村
濮阳县渠村之南不远有长垣县小渠村。目前，渠村、小渠村均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渠村与小渠村有说不清的渊源。两个村庄曾同属于长垣，1941年曾同属于滨河县，又都在天然文岩渠岸边，小渠村人是明末从山西迁民而来。该渠是800 年前金元时期的黄河故道，自金明昌五年（1194 年）黄河决口改道而残留下的古河床。上游从小渠村流过，经濮阳县渠村边的三合村注入黄河。小渠村因天然文岩渠之渠得名，这么多巧合绝非全是偶然，值得探究。
渠村村名的演变轨迹是：渠村第一次出现（1673 年刊印的清康熙开州志）→渠村、蘧村并用（清嘉庆志）→蘧村（清光绪志）→渠村（清末，濮阳县民国史料载）。依据濮阳县志记载，这一演变轨迹清晰明了。先有渠村，后有蘧村。哪有前者附会后者之逻辑？今，有人考证，是1958 年汉字简化时把“蘧”简写为渠，于史无据！
十三、清代嘉庆年始发现之蘧公墓之真伪
清代嘉庆之前，濮阳县没有蘧伯玉墓。嘉庆九年，也就1804 年才第一次出现在《开州志》。
1、《嘉庆·开州志》卷一·地理·村庄载：“渠村庄辖十村，至州八十里。牛家寨、后陈村寨、中陈村寨、前陈村寨、渠村集 ”。地理村庄是记载村庄名字的，这里依旧渠村庄、渠村集，而不是蘧村庄、蘧村集。在同一部县志“地理地名”说是渠村，“艺文志”附会为“蘧村”，情何以堪？
2、《嘉庆·开州志》卷一·地理·陵墓·蘧子墓：“在州南蘧村，按《班昭东征赋》：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邱坟。伯玉墓似在长垣，又考三国志，濮阳王衮疾困敕令官属曰，昔卫大夫蘧瑗葬濮阳，吾望其墓常想其遗风，愿讬贤灵以弊发齿，营吾兆域，必往从之。衮受封濮阳较班氏得之道途者所见尤确，则伯玉墓应在州境无疑。特年代久远，碑志不存。嘉庆九年，州人始踪迹得之。知州李符清加封树并建拜亭三楹旁列廊庑缭以周垣规制为备，有记，载艺文志。”
这载明发现“踪迹”的时间是“嘉庆九年”，也就是公元1804 年，这距蘧伯玉生活的春秋时期已经两千余年。“特年代久远，碑志不存。”既无碑刻，又无志记，发现了什么可以证明蘧伯玉墓呢？李符清没说。“封树”是指聚土为坟，
在坟旁种树以标明其处。也就是说这里本来没有坟墓，是李符清“封树”的坟墓。
3、李符清先生是清代举人，尽管文采挺好。但是，他写的《修复先贤蘧子墓记》不仅没有文物支撑，不合逻辑之处颇多，经不起推敲。李是清代人，历史上《陈留风俗传》、《陈留志》、《水经》、《路史》、《一统志》、《大名府志》等等俱载蘧伯玉墓在长垣，为何不考辩？反说班昭“仅得之道路之言”，这是极其荒谬的，班昭送儿子曹成去长垣赴任，长垣就是此行的目的地，不是路过长垣的“道听途说”。记中最致命的错误在“疑似”二字。当地农民发现两千年前了什么，没有交代，因“年远湮没，无识者”从而“疑似”，继而请他来辩疑。在没有发现蘧公墓碑，又没有发现曹衮墓等实物佐证的情况下，依据什么来解决“疑似”？得出是蘧伯玉墓而不是其他人墓葬之结论的依据又是什么？濮阳区域之广，曹衮亦无确指蘧伯玉墓在濮阳的哪一个具体位置？再说，渠村（不是蘧村）之地名清康熙年才出现，春秋、曹魏、清代相隔千年，风马牛不相及也。李先生目的是为教化当地百姓，且“免其杂役”，吾实不忍细说这一“发现”之荒谬。
反对文物造假，不仅仅是当代人的觉醒。请读读清代《长垣县志》、《汲县志》对他们那个时代对蘧伯玉故里、墓地造假尖锐的批评，且这些批评是载入史册的。
嘉庆年《长垣县志》主编杨元赐先生获悉李符清的新发现，撰《蘧伯玉墓考》曰：“伯玉墓有四 开州蘧子墓近始有之 自秦汉以来，地理书俱不言濮阳有蘧子墓，忽于两千余年后，州人始踪迹得之。既云碑志无存，何从考证？又何能确指其处耶？乃反云：大家赋得之道途，沿误矫诬甚矣。”何为矫诬？《国语·周语上》曰：“国之将亡……其刑矫诬 ”。矫诬，诬陷无辜也，且甚矣。这句话看似刻薄，实则不然。班昭是中国著名史学家，无知者无畏，无畏者才口出妄言。杨公义愤之言载入长垣县志。清代开州知府李符清为世人留下的不是文化遗产，是令人诟病的叹惋。
4、《汲县（卫辉）志》的批驳。新乡牧野亦有蘧公故里说。新乡蘧伯玉故里、墓祠最早见于清康熙《新乡县志》，该志有一句颇耐人寻味的用于“前志不载”。前志不载是何意？那就是没有。新乡牧野曲里在卫河之滨，明代就已这个叫曲里的村庄，后来分为东曲里、西曲里两个村庄。清乾隆年间西曲村被附会为 “西蘧里”。之后反过来说曲里是由蘧里简化而来。现在濮阳有人说它的渠村是蘧村演化而来，新乡的简化是假的，其实濮阳是步人后尘，邯郸学步也。
新乡康熙年修志，乾隆年间汲县志就指出其造假。汲县邑令徐汝瓒修，杜昆纂的《汲县（卫辉）志》对卫辉、新乡在蘧公故里、墓祠方面公然造假之乱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嘲讽。《乾隆·汲县志·卷末杂识·君子村》载：“君子村。《新乡志》云“在其邑东北”，由来已久。今尚有蘧姓，且其祠墓见存新邑，则伯玉之为新邑人无疑。汲旧志载“君子村，在府城西北三十里”，《人物》中列伯玉名，俱承讹袭谬。按，卫经再迁，故地久属于晋，蘧大夫安得复居于此？承讹袭谬，汲诚有之，恐新亦不免也。”何为“承讹袭谬”？讹，讹误，谬，荒谬。指在古籍校勘领域沿袭谬误。《汲县志》又直言其造假的思想根源是："盖古来名人旧跡率多附会，况以孔子之圣，谁无羮墙爼豆之思？而以其尝至止为幸，则因汲尝为卫地而谓至卫即至汲也。亦宜若援击磬处，君子村无徵（迹象、证明）无论。击磬一亭，明始创兴，古未尝有。即君子名村由来已久，亦安见非皆出于附会？不然村之名既见于汲，何复见于新乡？蘧大夫墓，明著于大名之长垣。何斯村与新乡复并有之耶？”乾隆年间《汲县志》的编纂者尊重历史，不仅直言汲县（卫辉）自己，亦言新乡造假，且明确蘧大夫墓在长垣。史家不避家丑之坦荡，令人敬重。
谁曾想，康熙之后不足百年，清嘉庆年开州（濮阳县）知州李符清如出一辙竟然又“发现”濮阳县也有蘧伯玉墓。如果李符清先生读过《汲县志》对造假者“俱承讹袭谬”的尖锐批评，他断不会再出此下策。如果他读了《长垣县志》对他“沿误矫诬甚矣”的评语，定当汗颜无地。
造假从来为人不齿。清乾隆年间新乡造假，被同时代人，乾隆年间汲县邑令署文批驳，载入汲县（卫辉）志。清嘉庆年濮阳县李符清的“新发现”，被长垣县志主编杨元锡撰文痛斥，并载入长垣志。作为一方官员，又是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化人，这是何等的不堪。教化世人路千万，何必造假误后人。今人又来承讹袭谬，沿误矫诬，当使后人复笑今人也。
十四、清《光绪开州志》关于蘧公的记述
1、《光绪·开州志·卷一地理志》载：“蘧村庄辖十村，至州八十里，（有）蘧村集。”这是蘧村之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濮阳县志的地理志。该濮阳县志是清代光绪8 年（公元1882 年）出版，也就是说从濮阳县志记载的正式地名，蘧村之名距今仅140 余年。这在2600 余年前的先贤面前，太过年轻了。
2、《光绪·开州志·卷一地理·陵墓》：“嘉庆九年州人始踪迹得之，知州李符清加封树并建拜亭三楹”。这证实在这之前，这里是没有蘧伯玉遗迹的。发现踪迹的时间是“嘉庆九年”，也就是公元1804 年；“封树”（封坟土树立墓碑）人是李符清。蘧伯玉距今2600 多年，这里发现蘧伯玉墓仅200 余年。那么，这中间隔着两千余年的空窗期如何解释？
3、如果说清《嘉庆·开州志》关于蘧伯玉墓的发现遭人诟病，依常理《光绪·开州志》的编纂者当戒之。《光绪·开州志·卷二·坛庙·西庑》载：“先贤蘧瑗，字伯玉，河南卫辉府人”。在同一本县志里，一方面言之确确地说蘧伯玉是濮阳人，墓祠俱在；同时又把蘧伯玉标注为卫辉府人。历代濮阳县志是非常优异的地方志，但在蘧伯玉研究方面过于醋疏了。
十五、清代《一统志》《畿辅通志》的记述
嘉庆之前，清朝中央政府官修志典只字不载濮阳县有蘧伯玉遗迹。嘉庆之后濮阳县志出现了蘧伯玉墓祠之说。那么清朝政府官修典籍采纳濮阳的说法了吗？答案是，清朝官修志以无视视之。
1、《大清一统志》是中国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前后编辑过三部。其学术价值与权威性在世界历史地理著作中有重要地位。嘉庆版《大清一统志》则是古代中国最后一部官修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卷三五》载：蘧伯乡在大名府长垣县东。《卷二十二·古迹》记载长垣有蘧伯乡；《卷二十二·陵墓》记载长垣有蘧伯玉墓；《卷二十二·祠庙》记载长垣有蘧伯玉祠。
三个版本记述一致，蘧伯玉故里、墓、祠、艺文志等记载全在长垣。濮阳县，更妄论濮阳县的渠村，没有一个字着墨。嘉庆濮阳县志记载自己新发现蘧公墓，但是，同一历史时期的国家地理志没有记载，大名府志没有记载，这意味着什么？简言之，就是国家层面不承认濮阳县志的说词。
2、《畿辅通志》是清代官修省级地方志，记录直隶省（今河北、北京、天津及周边）自然与人文信息，历经康熙、雍正、光绪三朝编修。该志以“畿辅”代称直隶，是研究河北省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长垣、濮阳同属河北省大名府管
辖，其权威性同样远高于长垣、濮阳县志。《畿辅通志》载：“长垣县东有蘧公里、蘧公村”。关于蘧伯玉的诗词、碑记均在长垣。
著名历史人物籍里、墓祠究竟在哪？国史、省志、府志不认可，县域方志的记述仅是一家之言，不足为据。
十六、濮阳民国时期关于蘧公的记述
清末、北洋政府、民国，历史短暂，且政权板荡。仅以长垣、濮阳为例，这一历史时期，长垣县正式出版了县志，濮阳留下一册未来得及出版《民国濮阳县志料》手稿。长垣县志关于蘧伯玉的记载依旧丰富详实，不在列举。
1、《民国·濮阳县志料》有较多关于“渠村”的记述，文字均写作“渠村”，而不是蘧村。《民国·濮阳县志料·地理篇·政区》载：第十四乡：老渠村、渠村集。该史料三张地图均写作“渠村”，这说明在民国时期就已经不在使用“蘧”字。
2、民国38 年（1948 年）濮阳县抗战时期日伪据点、炮楼分布图标识为“渠村”，不是蘧村。
3、抗日战争时期濮阳（人民政府）分县图。域标识为“渠村”，不是蘧村。
4、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几月绘制的“河北省濮阳县志略图”中标识为 “渠村”，不是蘧村。
《民国·濮阳县志料》，清晰显示民国时期濮阳县使用的就已经是“渠村”。不是汉字简化造成的蘧改渠。
十七、当代濮阳渠村之蘧公墓何在
尊重历史是地方官员，也是学者最基本的文化素养。当代濮阳史学家的认知与记述让世人敬重。在此，依时间顺序研读。
1、1980 年濮阳县委宣传部编写的《濮阳文物志》在历史遗迹、古代墓葬篇章没有关于蘧伯玉墓的词条。仅在“附录一·濮阳旧志记载的部分名胜古迹”中记述：“遽（作者注：也许是蘧的误写）子墓：在县城南遽村。即遽伯玉墓，因年代久远，墓地已不能确指。清嘉庆九年，知州李符清在遽村建拜亭三间，旁列廊房，并植树、筑墙、立石记念。”
该志之后附有：“濮阳县文物分布图”。图中仅标识“渠村”这个地名，渠村一带标识没有古墓、古迹、古建。这说明清嘉庆年建造的三间祠堂及封树的蘧伯玉墓在1980 年文物普查时已“不能确指”，也就是不知道在哪里了。
2、1983 年濮阳县地名志办公室编《濮阳县地名概况资料汇编》关于渠村人民公社概况是：“ 清末因黄河泛滥，部分村民移居大堤西，取名渠村。1941年改置濮阳、昆吾、尚和三县，属冀鲁豫边区。 城南锁城村以南归滨河县。1944 年渠村解放，属濮阳县五区。1949 年属濮阳13 区。1957 年撤区并乡，建立渠村乡人民政府。1957 年8 月成立人民公社，因公社驻渠村而命名为渠村公社。”
该资料在古迹部分记述了多处名人墓地，只字没有蘧伯玉墓的记录，如果有，如果有不会不记。这里有一个时间节点“清末”。
3、1985 年濮阳市史志办公室编印《濮阳古今谈》
该书第74 页至77 页“卫国贤大夫蘧伯玉”记述：“蘧瑗，字伯玉，长垣人，生卒年不详。 蘧伯玉曾两次离戚出走 蘧瑗死后，葬于长垣县南八里邵寨，墓前建有祠堂。”该文第一个蘧字错印为邃字，用红色铅字改正。
4、1994 年，濮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濮阳文史资料·濮阳春秋》 “卫贤大夫蘧伯玉”开篇是：“蘧伯玉，名瑗，今长垣县伯玉村人（一说今濮阳老渠村人）。”文章结尾明确写到：“伯玉死后，葬在今长垣县南12 里邵寨村”。书中没有记述濮阳县有蘧伯玉墓。
5、2002 年，中国文联出版设出版《濮阳地名》。该书编后语说：“历时五年，多次修改，三易其主 参阅了百余部史志、舆地专著及多种版本古今地图，并对部分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 ”该书第38 页中对渠村蘧伯玉墓提出质疑：“李符清虽有考证，然东汉曹大家之言不可忽视，因班昭是位历史学家，所言必有所据。”
该书不仅质疑濮阳蘧伯玉墓的存在，还在“周边县古地名”篇章记述长垣蘧伯玉墓的详细状况。第190 页“伯玉祠”记述：“伯玉祠： 班昭是位历史学家，所说必有据，蘧伯玉故里在长垣可能性为大。伯玉墓在县南6 里邵寨村南，墓前有祠。墓碑文：先贤内黄侯蘧公之墓。其故里在县东南6 公里伯玉村，属孟岗乡。”
该书还附有水经注图。图中长垣境内的濮水岸边标识有：蘧伯玉、伯玉乡、蘧亭、伯玉祠冈、伯玉冢。
6、2008 年，濮阳著名文化学者王培勤著《濮阳春秋》。《卫贤大夫蘧伯玉》：“蘧伯玉，名瑗，今长垣县伯玉村人（一说今濮阳老渠村人）。”文章结尾明确写到：“伯玉死后，葬在今长垣县南12 里邵寨村，后人慕其贤，在墓前建有祠堂，碑文曰：“先贤内黄侯蘧公之墓。可惜近百年失于保护，祠碑俱毁，现仅存一土丘矣。”
该书第510-至514 页收录一篇关于濮水的考证文章《话说濮水》。该文在考证濮水沿途古迹时记述：“濮渠又东，经长垣县故城北 又有蘧伯玉冈 伯玉祠在长垣县城东南十二里伯玉村。”
该考证文章附有“濮水行”地图。明确标示长垣境内，古濮水沿岸地名蒲、匡，以及去蘧伯玉故里伯玉村、伯玉祠的位置。
7、2008 年，濮阳市委编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濮阳古今名人》
濮阳市委书记任该书主编，沈庆怀任主任，张满飚常务副主任。编辑说明曰：“《濮阳古今名人》是濮阳市为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暨建市25 周年而编辑出版的系列丛书，同时也是濮阳市实施地情文化工程的开山之作。”濮阳市这么重要的人物著作收录了60 余位濮阳籍古代名人，书中没有蘧伯玉的名字。这说明，当代规格最高、最权威的史籍认为蘧伯玉不是濮阳人。
濮阳县渠村是否蘧公故里，当代学者大多持否定意见。蘧公墓从清嘉庆年间出现，现在的具体方位究竟在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十八、典籍人物志中的蘧公
人物志是史志、方志的核心内容之一，尤其方志记述的是历代本籍著名人物或客籍人物。《大名府志》及历次长垣县修志在人物志里记述的首位都是蘧伯玉，且有人物传记。濮阳历代志书，及近年濮阳市委编辑出版的《濮阳古今名人》均无把蘧伯玉当做濮阳人录入人物志，更无人物传记。这不集体无意识，或者遗忘，是历代编纂者的共识，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蘧伯玉虽是卫国重臣，长期在帝丘为官，但这并不能说他是濮阳县人。比如宁武子也在帝丘为官，是获嘉人。比如子贡追寻孔子在帝丘，他是浚县人。不能因为曾在卫国帝丘做官就说成是濮阳县人。这也正如当今，在北京做官的人大多不是北京人一样的道理。
历代《长垣县志》中关于蘧伯玉的内容均多达数十处，读者会惊叹蘧伯玉作为文化符号及君子精神在长垣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十九、蘧公精神、君子文化的根脉在长垣
长垣，古称蒲邑、匡邑。古老的濮水，济水从这方被孔子喻为“三善之地”的众多丘岗之间蜿蜒穿行，长垣蘧公故里、墓祠，蘧丘、蘧岗、蘧伯玉冈等在古濮水之滨。从濮阳县帝丘（卫国都城），滑县的楚丘（卫国都城）、瓦岗寨（唐末农民大起义发源地），再从长垣西北由向东南依次是大堽（战国时期桂陵之战发生地）青岗（春秋漆城，龙山文化遗址）、浮邱（龙山文化遗址）、学堂岗（龙山文化遗址，孔子讲学处），蘧丘（蘧伯玉冈）。蘧伯玉冈是长垣这条“龙脉”上的龙头。如李化龙，王永光等长垣达官贵族多墓此“兆域”。这是世代长垣人顶礼拜膜的一条龙脉，也是维系长垣千年不变的文脉。济水、濮水以其清雅，孕育了花中君子蘧（莲花），也滋养出了以蘧伯玉为代表的君子文化。大贤蘧伯玉，绝非凭空出世。远古，蘧氏先民在此聚族而居，繁衍生息，渐成古老的蘧国。传说中远古几蘧帝，蘧无咎（蘧伯玉之父），字庄子；蘧伯玉，字成子；蘧莹（蘧伯玉之女，子贡母亲）。在人类文明肇始期，这些蘧氏先贤就已彪炳史册。
蘧伯玉在长垣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来都仅仅是一个村庄的名字。蘧邱、蘧伯玉冈等地理名称；蘧伯乡、蘧亭、蘧公乡、蘧里、伯玉里、迁伯玉里、伯玉屯、伯玉村等乡村地名；祭祀蘧伯玉乡贤祠、蘧公祠，蘧公庙、君子堂等等；教育方面的寡过书院、伯玉学堂，伯玉学校等等。还有当代全国蘧氏宗亲会在伯玉村复建的“蘧氏宗祠”。长垣市之外，哪一个自称也是蘧伯玉故里的地方，有这么众多丰富、厚重的蘧伯玉文化印记？
蘧伯玉精神、君子文化久已深深地融入长垣人的文化血脉之中。2003 年，蔡云川、萧岐峻先生出版有史以来第一部研究蘧伯玉文化的专著《春秋先贤蘧伯玉》；2018 年长垣县举办中国·长垣君子文化高层论坛，余秋雨等全国60 余位文化学者云集长垣；宋广民、王文举、张元中等编纂出版《君子文化志》等等。蘧伯玉精神的弘扬，君子文化研究的重地依旧在长垣。蘧公故里伯玉村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河南省命名的千年文化古村落，是国家4A 级文化景区，也是全国蘧氏祭祖大典的圣地。
二十、君子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战略。君子不器，和而不同。君子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之是一致的。君子文化是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君子精神是中国人追求的集体人格。君子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商业伦理与人文精神方面，正起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弘扬君子文化是推动君子之乡建设的有力抓手。提炼君子文化的时代价值，让君子精神融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扩大文化影响力，擦亮“三善之地，君子之乡”的城市名片，发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作用。
蘧伯玉精神、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不专属于那一个地域，且文化的生命力在与她的开放与包容。海纳百川方为大，长垣、卫辉、内黄、牧野、获嘉、濮阳携手共同打造君子文化圈，是助力建设河南文化强省的必由之路。长垣创造了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的“长垣经济现象”，令世人瞩目。作为君子故里，从政府层面，应统筹社会力量，为公众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比如举办君子文化节，比如打造企业家君子文化会客厅，等等。假以时日，君子文化发源地长垣，通过在君子文化、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的探索，也必将打造出引领时代发展的“长垣文化现象”。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
一、蘧国，遥远的记忆
姓氏皆有本源，蘧（q ú）伯玉，姬姓，蘧氏，名瑗，字伯玉，谥成子，春秋时期卫国贤大夫蘧无咎（字庄子）之子。研究蘧伯玉，就要追溯蘧伯玉的祖先来自何方。《亢仓子》曰：“几蘧氏之御天下也，不治而不乱。”几蘧氏、伏羲氏、轩辕氏同为上古帝王。宋代著名历史巨著《路史·前纪》载：几蘧氏之治，盖以无事治者也。几蘧帝是远古先知，是中国道家文化的先驱。《路史·古国纪·蘧》记载：“蘧，伯玉先国。《陈留风俗传》云：长垣有蘧伯乡，一曰新乡，伯玉之家。”释义是蘧国是蘧伯玉祖先创立的国家。陈留风俗传记载长垣县有蘧伯乡。这里是伯玉的家乡。蘧伯玉长于老子，其“弗治之治”开道家之先声。
公元前1042 年，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建卫国，都朝歌。公元前660 年，狄人侵占朝歌。《左传·闵公二年》载：“卫之遗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藤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卫人东渡黄河，第一次迁都漕邑（白马墙村）。漕邑距长垣蘧伯玉故里仅数十里。
公元前658 年，在齐桓公帮助下第二次迁滑县楚丘。公元前629 年再迁都帝丘，今濮阳县高城村。从蘧伯玉寿年约百岁，及与孔子等历史人物生卒年代关联对比推算，蘧伯玉及其父蘧无咎应在卫国都于帝丘之前就已是卫国大夫。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生活在特定的地域与时空，研究历史人物，探究历史与地理，不可或缺。研究蘧伯玉故里，就要溯源蘧伯玉的祖先来自何方？历代文献记述蘧氏古国在长垣。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顾颉刚先生在《春秋地名考·蘧》中考证曰：“《四书辨证·路史·国名纪》：蘧伯玉，先国据此。则蘧是以国为氏者……”长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关于蘧国的记载。
二、神圣，君子蘧伯玉
千百年来，蘧伯玉在长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位个体历史人物所应受到的尊崇。蘧伯玉不仅被供奉在孔庙、乡贤祠、二贤祠，官方每年还在春秋两季专设祭祀，春祭于墓，秋祭于祠。康熙《长垣县志卷八·典礼书（庆典祀典礼仪）》载：“先贤蘧子祠·每岁春秋仲月上戊日祭。春祭于墓，秋祭于祠。”
蘧公在长垣是神一般的存在。有典籍文字记载的后汉高祖皇帝刘知远来过《册府元龟》），唐代大诗人岑参来过，明代国家纂修刘矩代表朝廷来过。历代长垣县令赴任、去职，拜谒蘧公是必修课。民国《长垣县志·卷八风物志·祀典》依旧清晰记载拜谒蘧公的祭器，祭品名目，献祭后，一跪三叩首礼毕的议程。这是封建迷信吗？非也！
《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原始语境中的祀与戎实指祀礼与军礼（出征前的祭祀），均属礼制范畴，是与神灵交往的大节。祭祀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神灵、自然、祖先的敬畏和崇拜。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祀”和 “戎”都与祭祀和礼仪紧密相关，反映了古代社会对祭祀和军事行动的高度重视。在现代，依旧将“祀”视为文化和礼仪方面，强调国家的文化基础和道德建设，比如每年举办的轩辕黄帝祭祖大典就是如此。
历史上，长垣人尊崇祭祀蘧伯玉，犹如国之祭祀轩辕黄帝。
三、汉代典籍中蘧公墓祠在长垣
秦汉时期，长垣县隶属陈留郡，濮阳县隶属东郡，陈留郡，东郡又同属兖州。汉代《陈留风俗传》、晋代《陈留志》均清晰记载蘧伯玉故里在长垣。
1、《陈留风俗传》是中国一部具有重要的地理、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典籍，为东汉圈称撰，成书于汉桓帝刘志年间，汉桓帝在位时间为公元146 年至168年。汉代，长垣县隶属陈留郡，该书关于蘧伯玉的记载具体明确：“长垣县有蘧伯乡，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汉代的长垣就有了纪念蘧伯玉“蘧伯乡”、 “蘧亭”两级地方行政机构，这里既有伯玉墓冢，也有伯玉祠堂。这是最早记述蘧伯玉籍里的历史典籍。两千年前，这里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坟墓，蘧氏家族，蘧氏文化在这里久已蔚为大观。这不是偶然，更不是突兀而出，是远古蘧氏家族文化的传承使然，这里曾是一个繁盛的蘧氏古国。
2、班昭是东汉时期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她曾与长兄班固共同编纂了著名史学巨著《后汉书》。班昭在《东征赋》记述：“入匡郭而追远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乱之无道兮，乃困畏乎圣人。怅容与而久驻兮，忘日夕而将昏。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觉悟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迄于今而称云。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丘坟。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殁而名存。唯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吴札称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征。”《东征赋》虽是中国文学经典，但是丝毫无损其史学价值，为历代蘧伯玉研究者认同。
汉代，濮阳县隶属兖州东郡，没有关于蘧伯玉的任何文字记载。
四、晋代典籍关于蘧公墓祠的记载及考证
晋代记述蘧伯玉籍里的史籍有三。
晋代著名经史学家江敞著地记类著作《陈留志》载：“长垣有蘧伯玉祠”。
魏晋时期军事家、经学家、律学家杜预（222 年－285 年初），字元凯，初仕曹魏，任尚书郎，他是与曹衮同时代的人。杜预所注的《後漢書》考释严密，注解准确，见解精辟，是《漢書》最早的注本之一。《後漢書志·第二十一·郡國三》载陳留有長垣侯國，有匡城，有蒲城，有祭城。注曰：“陳留志曰：「有蘧伯玉墓及祠」又西南有宛亭。左傳僖二十八年衛人盟宛濮，杜預曰近濮水”。
以上两部典籍明确记载，蘧伯玉墓祠在长垣。
同时，晋代史学家陈寿（233 年—297 年）编纂的《三国志·魏书·中山恭王曹衮（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35 年）传》曰：“昔卫大夫蘧瑗葬濮阳，吾望其墓，常想其遗风，愿讬贤灵以弊发齿，营吾兆域，必往从之。”这是蘧伯玉墓在濮阳县之说的最早来源。
解读古文不能仅从字面望文生义，更不能以宏大叙事替代严谨的历史地理考证。濮阳不能等同于濮阳县，这与南阳、襄樊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南阳”不能等同于“南阳市”的争论是一个道理。
何为“阳”？《礼记·郊特牲》:"兆於南郊，就阳位也。"《孔子家语·郊问》:"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阳位也;於郊，故谓之郊焉。'"《宋书·礼志一》:"晋氏南迁，立南郊於巳地，非礼所谓阳位之义也。"阳，正南的方位也。
古代，人们称山峦之南坡、河流之北岸为“阳”，习惯以“阳”为通名命地名。前缀字是专名，“阳”为通名，泛指区域。濮阳最早，也首先是地理概念。之后才在这一地理范围内出现了濮阳县、濮州、曲濮、宛濮以及“桑间濮上”等
地名。正如太行之阳，八百里太行山之南皆可曰太行之阳。古汉语一字一意，这里的濮阳是指濮水之阳，不是濮阳县的缩写。濮阳在地理概念上不能与濮阳县划等号。曹衮去世在中山王的封地，其治所不在濮阳县。《三国志》表述用的是两个字“濮阳”，不是三个字“濮阳县”。两千多年里，无数人读过《三国志》，从没有哪一部典籍说蘧伯玉墓在濮阳县。
研究春秋时期的权威著作解读蒲阳、濮阳、曲濮的涵义就能明白，不是曹衮说错了，也不是陈寿记错了。把濮阳等同于濮阳县是误读。
1、《春秋地名考略·卷七·蒲阳》中蒲阳之意涵
该记述明确指出“蒲阳即蒲城之南”。在古汉语中，古代所谓的“阳”不仅仅是指“山南水北”，也指该城区的南方。那么，这里的“濮阳”应是指濮阳县城或濮水之南较为广泛的区域。
2、王夫之《春秋裨疏》之濮水的意涵
明代王夫之是17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理论思维水平可与当时西方顶级思想家比肩。他在考据春秋历史地理的著作《春秋裨疏》对“濮”与“蒲”的解读清晰明了。关于濮，曰：“地以水名，则凡水之滨皆可名也 盖西自延津，东之濮州，皆濮水之滨，可名为濮。”濮水从西南至东北蜿蜒贯穿长垣，蘧伯玉墓祠相距濮水仅数里，当然也属濮水之域。关于“祭”：“长垣地临濮水，于春秋为蒲，所谓卫有蒲戚也。而《陈留志》言长垣祭城有蘧伯玉墓。”
《春秋地名考实》关于长垣“祭”地的考证中曰：“长垣去卫未远，卫之匡、蒲、宛、濮，皆在其县，地当属卫。”
3、《春秋地理考实》曲濮之意涵
《春秋地理考实·曲濮》：“卫侯郑伯盟于曲濮，杜注卫地。汇纂，盖濮水曲折之处，犹言河曲、汾曲也。”典籍讲的非常清楚，曲濮的地理涵义。
4、《春秋地理考实》濮阳之意涵
《春秋地理考实·卷四·列国兴废说·卫》：“桓公十三年，鲁隐公即位。鲁哀公十四年，其后贬号曰君，止有濮阳之地。春，二世废其君角为庶民。”此处的濮阳依旧是地域概念。
5、全面了解《三国志》的独特之处。
《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单独流传，北宋咸平六年(1003 年)才组合成《三国志》。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一般正史的规范。史学界对《三国志》的基本评价是：“名为志其实无志”。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原名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从其诞生之日就有演义教化人的印记。晋代，当朝尚书郎范頵向朝廷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陈寿的用于是“濮阳”，不是濮阳县。，晋代人陈寿晚于三国人曹衮，首先陈寿不会亲耳听到当时曹衮具体是怎么说的，其次，《三国志》是极具文学色彩的人物传记。因此，语焉不详的“濮阳”二字，无法与“濮阳县”三个字划等号。后世典籍，无一记述蘧伯玉墓祠在濮阳县就是最大的证明。
长垣蘧伯玉故里、墓祠不仅在濮水岸边，也正处于在濮阳县之南。从春秋到清代嘉庆年，近两千年间， 历史典籍关于蘧伯玉墓祠在长垣的记载明确、连贯，从无间隔断档。濮阳县境内之蘧伯玉墓则是两千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空窗期。更为重要的是，晋代陈寿之前的典籍汉代《陈留风俗传》、班昭《东征赋》，以及与陈寿同时期的历史典籍《陈留志》《後漢書注》明确记载蘧伯玉墓祠在长垣。因之，此处之“濮阳”，非指今日之濮阳县，是指濮之南的广泛区域。
五、南北朝时期蘧公墓祠在长垣的记载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之中。所以四库全书编目，把地理著作列入《史部》。研究历史，不可不研究地理也。郦道元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巨臂。《水经注》是研究中国历史人物故里、墓祠最重要的典籍。
1、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中国著名地理学家、文学家。《水经注》以汉代《水经》一百三十七条水道为经，以记述地理、人物、古迹、景貌为纬。
《水经注·卷八·济水》是关于古老济水、濮水及沿岸风物、古迹名胜最详实，也是最权威的记述。载曰：“《地理志》曰：王莽更长罗为惠泽，后汉省并。长垣有长罗泽，即吴季英牧猪处也。又有长罗冈、蘧伯玉冈。《陈留风俗传》曰：长垣县有蘧伯乡，一名新乡，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曹大家《东征赋》曰：到长垣之境界兮，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蓁蓁。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向其丘坟；惟令德之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昔吴季札聘上国，至卫，观典府宾亭父畴，以卫多君子也。”
笔者之所以把南北朝时期《水经注》专列介绍，因为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不仅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山水游记，更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理巨著。研究历史地理，不读《水经注》，无以言。
2、蘧伯玉祠中南北朝时期佛像。
清代著名金石著作《常山贞石志》记载“十经斋”供奉的南北朝时期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 年）石雕佛像的流转经历时，说其来自长垣蘧子祠。《长垣县志》记载这尊历经千年流转之石雕佛像曰：“右碑在城南十里蘧子墓祠龛后，高一尺二寸，宽六寸。石座高三寸二分，宽七寸。碑面勒佛像三……施石主程昌黎，邑子程子高，同邑子程崇同造，一十八字”。这是长垣蘧公祠最早的存世石刻，已近1500 年。
《水经注》、石佛造像互证了南北朝时期长垣县蘧伯玉祠香火的旺盛。
六、隋唐典籍记述蘧公墓祠在长垣
蘧伯玉故里、墓祠在长垣，古无争议。卫辉从宋代出现蘧伯玉的记述，内黄在明代万历年间创建蘧公祠，新乡、获嘉、濮阳是在清代之后出现。所以在隋唐、五代十国期间，国家祭祀，学者研究的是蘧伯玉文化，没有谁去考证蘧伯玉籍里。
1、唐代《元和姓纂》载：“蘧，卫大夫蘧瑗之后。汉有大行令蘧正。”
2、明代江西东乡《黎阳璩氏宗谱》载：“（蘧正）上祖，此中系延一百世谱勅序。正公，字建国，号佐廷。生汉文帝二年，月日时未详，鼎定家邦于河北长垣县。官拜大行令职，后赐侯位，娶刘氏，生二子佑、朝。佑住河南商县（今陕西黄河南岸之商洛县），朝迁山西介县（今介休）。公妣俱葬长垣县蘧亭。”蘧亭，是伯玉村之旧称，今亦有蘧亭之纪念建筑。
3、岑参（716--769）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天宝三年（744）曾漫游河朔来到长垣匡城，诗人裹挟着盛唐烟云与怀才不遇的悲凉，写下著名的诗篇《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故人南燕吏，籍籍名更香。聊以玉壶赠，置之君子堂。”
诗人住在距蘧伯玉祠堂仅数里的匡城，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岑参提着玉壶美酒，登临蘧公祠内君子堂，向蘧公诉说自己在出世入世间的苦闷与盘桓。
唐代，开疆拓土，所向无敌。尽管如此，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唐朝政府追封蘧子为卫伯。所以，唐代文人骚客来长垣蘧公祠凭吊怀古，且留下大量不朽的诗篇。又如，晚唐著名诗人黄滔在长安科举考试期间曾游历长垣赋诗《寓言》：“流年五十前，朝朝倚少年。流年五十后，日日侵皓首。非通非介人，谁论四十九。贤哉蘧伯玉，清风独不朽。”
七、五代十国皇帝拜谒长垣蘧公祠
盛唐之后，中华民族经历了至暗的“五代十国”。在中原，后晋、后汉等沙陀族人建立的政权像走马灯一样轮替。沙陀族尽管是来自西北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却崇尚汉文化，尊崇君子蘧伯玉。
《钦定四库全书·册府元龟》是北宋时期为帝王治国理政提供借鉴的著名史书，也是我国古代一部专门史料性质的类书，原名《历代君臣事迹》。该书在品藻、慕贤思贤、知人、诙谐、自述等多达十余卷的内容中，从不同的角度颂扬蘧伯玉。《卷一百十四·帝王部·巡幸》载：“汉高帝（后汉高祖皇帝刘知远）以晋（后晋）开运，四年二月辛未即位，改开运四年为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九月御札取今月二十九日暂幸澶魏。十月壬午次长垣，癸未，幸蘧伯玉庙，驻跸赐臣寮酒。丙戌次澶渊”。次，驻扎；幸，幸临，尊者来访。驻跸，帝王出巡时,沿途停留暂住。后汉皇帝刘知远这次出巡，不仅在长垣驻扎，也在拜谒长垣蘧伯玉庙时暂住蘧公故里。之后又去了澶渊（濮阳）。
《册府元龟》又载：汉高祖在天福十二年十月北巡时，曾到蘧伯玉庙驻跸，并赐臣僚酒。当时帝询问为何在此地设立蘧伯玉庙，宰臣回答此地为古代卫国蒲城，蘧伯玉是蒲城人，年轻时就有名德，受乡里称赞。由于卫灵公被夫人南子迷惑、受宦官雍渠蒙蔽，贤者难以被任用。大夫史鰌病重时告诫儿子：我知道蘧伯玉贤能却未能推荐他，这是对国家的罪过。如果我死了，君主必定亲自吊唁，你应将我的尸体陈列在庭院，详细说明此事，希望君主相信并任用伯玉。后来卫灵公提拔蘧伯玉为大夫，国家因此得到治理。孔子两次进入卫国，都以蘧伯玉为主人。蘧伯玉去世后，乡里人思念他，设立祠庙祭祀，后被载入祀典，得以延续。
五代十国，中原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战火连绵不断，生灵涂炭。长垣蘧伯玉庙堂依然坚挺，香火依旧缭绕。这是文化的韧性，这是蘧伯玉精神的普世价值。
八、宋代典籍关于蘧公在长垣的记述
宋朝，我国历史文化繁盛的朝代。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 年）追封蘧伯玉为内黄侯。宋代有大量承前启后的著作涌现，这里选取著名历史地理典籍《太平环宇记》、《路史》、《记纂渊海》关于蘧伯玉的记述。
1、《太平寰宇记》载：“蘧伯玉祠在长垣县东七里，祠在墓侧。”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编纂最早、影响最大的地理总志，乐史撰。作者以州县为单位,详细记述其四至八到、山川、古迹、人口、贡赋、风俗、姓氏、土产、人物、艺文等内容。《太平寰宇记》不仅记载了宋初的疆域政区,而且详细叙述了唐末、五代十国和宋初行政区划的变化。
2、《路史》是宋代考证远古历史的著名史学著作，罗泌编著。该书既记载了蘧伯玉，也记载了古蘧国。
《路史·古国纪·蘧》载：“蘧，伯玉先国。《陈留风俗传》云：长垣有蘧伯乡，一曰新乡，伯玉之冢。”《路史》把“蘧”列入古国，在古国纪中记述蘧国是蘧伯玉祖先建立的国家。这说明远在蘧伯玉之前这里就是一个以“蘧”为名的诸侯国。这一记述与许多史籍的表述吻合。
3、《记纂渊海》是南宋学者潘自牧编纂的中国第一部以记言为主的类书。潘自牧认为前人“类书”详于“记事”而略于“纂言”，为使科举士子文章能“推移变化于言意之表”，故编纂此部以记言为主的《记纂渊海》。《记纂渊海·卷十七》载：“开封府长垣县有蘧伯玉墓，在长垣县南”。又载：“周蘧伯玉，长垣人。为卫贤大夫，孔子常主其家。”
“主”不是“住”，“主”字在这句话里是动词，是经常且长时间的“居住、寄居，蕴含着主人与客人非同一般的友谊。史言孔子弟子三千，当年的孔子不是一人，是一个教学团队，这么多人长期住在卫国首都帝丘蘧伯玉家，蘧府需要多大的场地才能容的下众多弟子学习生活呢？孔子曾居住帝丘无疑，无法设想帝丘的蘧府能大到足以让孔子在此办学。况且，年近百岁的蘧公早已告老还乡。所以，《记纂渊海》直言蘧伯玉是长垣人，孔子办学也应在长垣县蘧伯玉故里。
《记纂渊海》卷二十一·汲郡：“君子村在郡西，蘧伯玉居于此”。卫辉之蘧伯玉遗址曾有墓，有祠。最早见于宋代典籍，已距春秋时期的蘧伯玉千年有余。明万历《卫辉府志》卷一，汲县有“君子村，在府城西北三十里。蘧伯玉昔居于此，因名。”典籍、方志记载蘧伯玉曾在卫辉居住，学界对蘧伯玉在卫辉的定位亦是“居于此”之说。 清乾隆《汲县（卫辉）志·卷末杂识·君子村》载：“卫经再迁，故地久属于晋，蘧大夫安得复居于此？承讹袭谬，汲诚有之，恐新亦不免也。”所以，史学家及卫辉志给卫辉的定位是曾“居”于此，不是故里。
4、宋代长垣石刻《机城石碣》《版丘圣庙》均准确载蘧公故里方位。宋太祖乾德元年（963 年）立于机城寺。碑文：“机城今名也，隋唐传为机州古城，在春秋原为蘧里。正属通衢，逼近卫都，即今滑州，是为文公故徙楚丘地 大宋乾德元年重建。”机城寺在长垣县伯玉村东，且与卫国国都“楚邱”不远。《版丘圣庙》石刻载：“版丘一镇，古卫地名。旧有圣庙，勒石以志。考稽本镇，鲁卫通衢。东有曲阜，西至洙淇。南接仪封，北近蘧里。孔子适卫，本镇恒历。自此反鲁，留名古迹 淳熙年（1187）丁末年冬望日吉旦”。宋代这两通记载长垣版丘（今脑里镇）、机城（海渠村，已被黄河冲埋）碑刻均记载了其与 “蘧里”的方位。也个方位，正是今天蘧公故里伯玉村的地理位置，这是跨越千年时空交错的印记。
长垣蘧公故里是孔子周游列国数次往返卫国、宋国、陈国，以及最终离开卫国返回鲁国必经之地。从孔子周游列国图就可直观看出，孔子师徒活动最密集的地点是帝丘与匡、蒲（长垣）。孔子长期在长垣办学不足为奇。
九、元代碑刻记载长垣蘧伯玉遗墟
元朝政权在中原大地仅存续九十余年，骑在马背上的蒙古人，没有为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留下太多文字记录。然而，元代一位著名的散曲家杜仁杰却在一篇碑记里为，为历史留下了抹不去的关于蘧伯玉的珍贵记忆。
杜仁杰，字仲梁，山东济南人，元代散曲家。平生与元好问相契，元好问曾两次向耶律楚材推荐，俱不仕。仁杰淡泊于功名，一生游历山水，留有多处碑文、游记和墨迹。《崇真观碑》是他为长垣崇真观写下的碑文。开篇：“蒲城之为邑尚矣，介于九河之间，邻于太行之左。河内公之惠政仍存，蘧伯玉之遗墟尚在。”何为“遗墟”？曾在长垣县做过县令的宋文学家苏舜钦《和邻几登繁台塔》:"孝王有遗墟，寥落千里馀。"金元好问《镇州与文举百一饮》诗:"翁仲遗墟草棘秋，苍龙双阙记神州。"《说文解字》解为：“大丘也”。也有荒废的故城之意。由此相见，元代散曲家杜仁杰站在汉民族先贤蘧公故里的“遗墟”前，面对异族的统治，面对大好河山，是如此的痛心疾首。
《大名府志》《畿辅通志》《长垣县志》、《长垣金石志》均收录该碑刻碑文。收录这一碑记，就是铭记历史。在异族的铁蹄之下，“蘧伯玉之遗墟尚在”。这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十、明代濮阳先贤不言蘧公在濮阳
宋代，长垣归开封府。元、明、清三代，长垣与濮阳同归大名府管辖。元代大名府志无存，明代有正统、正德《大名府志》。这两个版本关于的濮阳县的记述中，“里甲篇”没有蘧村或渠村之村名；地理志古迹、陵墓篇没有蘧伯玉墓； “祠祀志”篇没有蘧伯玉祠堂；人物志中没有蘧伯玉传记；艺文志也没有关于蘧伯玉的诗文。也就是说，濮阳县之上的大名府志中濮阳县与蘧伯玉没有任何关联。
大名府是濮阳的上级不加记载，那么，濮阳人自己编写的《开州志》为何也只字未载蘧伯玉墓祠在濮阳县呢？
明代嘉靖《开州志》是濮阳现存最早、最完整、最权威的方志。《开州志》采编动员了开州（濮阳县）的顶尖人才。主编王崇庆是濮阳人，编辑也是当时濮阳最有学识之人，《开州志序》曰:“乃遴诸生之俊异，搜校故实于群籍 ”可以说，编辑也是遴选了濮阳当时最有学问的才俊。他们遍览典籍，又实地查访，方成此志。后世评价：“此志搜故实于群籍，网罗巨细，微阐幽显。又纪述无遗，体正文雅，久为世所赞美也。”这些学富五车编写濮阳县志的濮阳精英，绝不可能没有读过《三国志》，也绝不可能不知曹衮这句“蘧瑗葬濮阳”的话。明嘉靖《开州志·官师志》对曹衮记述的原文是：“武帝庶子，母杜夫人，少好学，十余岁能属文。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徙为濮阳王；太和二年就国，尚俭约。”只字未提曹衮葬在濮阳。曹衮未葬濮阳县，又何来葬在濮阳县的蘧公墓侧？如果曹附蘧而葬，毛之不见，焉论毛附之皮乎？
蘧伯玉是中华民族人所共仰的大贤，如果蘧伯玉葬在濮阳县，濮阳人自己编纂的《开州志》只字不提，岂不是大不敬也。
1、濮阳人王崇庆是《嘉靖·开州志》主编。同时，也是《嘉靖·长垣县志》的订正人。《长垣县志》详尽记述蘧伯玉的故里、墓祠，对蘧公品德大书特书。这绝不是王崇庆不爱家乡，在明代之前，濮阳县不仅没有任何蘧伯玉的遗迹，连渠村这个村名就不存在。
有人会质疑，此时的渠村这个区域可能归东明县或长垣管辖，因此没有记载。渠村之区域确曾归属长垣、东明，遍查典籍，清代康乾之前的长垣、东明县志压根就没有渠村这个村庄的名字，更妄论此地有附会蘧公遗迹之记述。
2、明代榜眼濮阳人刘矩《蘧伯玉祠堂记》
《明清进士录》载：“刘矩，明永乐十九年（1421 年）一甲二名进士。 大名开州人，字仲方。授编修，迁修撰。研穷“性理”，口不言人过。为文温淳典雅，以病归卒。”据传，刘矩殿试本来是第一名，也就是状元，可是当明成祖朱棣却钦点曾鹤龄状元，刘矩屈居第二名。这个故事在濮阳尽人皆知。刘矩与王崇庆是明代濮阳彪炳史册的文化双壁。“北杏坛，南蘧公”，长垣四至八景之第二景就是蘧公。濮阳也有四至八景诗文，是刘矩主导编写的，没有蘧公的身影。
明正统癸亥年（1443 年），刘矩以明朝廷翰林修撰的身份从北京跨越濮阳来到长垣公祭蘧伯玉，并写下历史名篇《蘧伯玉祠堂记》曰：“其祠与茔，据《地志》在蒲城之阳，去邑治十里余。历千岁之久，事之兴坏废革者不可胜数，独其遗迹不泯不绝，何其盛也？岂独邑人崇尚之不衰？盖亦由其行之以动后人，而人爱之自不能已也”云云。刘矩也是濮阳县人，他如此推崇蘧公，如果历史上濮阳县境内哪怕有一点点遗迹，他绝不会不去考证宣传。他那么多歌颂家乡的作品，为何从未提及蘧伯玉？尊重历史，是历代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良知与操守。
王崇庆、刘矩俱明代濮阳县籍进士，濮阳县大贤。两人都去大书特书长垣之蘧伯玉，只字不言濮阳。不是他们不爱家乡，蘧伯玉压根不是濮阳人，濮阳县从无蘧伯玉遗迹。
十一、明代大名府志关于蘧公在长垣的记载
明代，长垣县、濮阳县、东明县同属于大名府管辖，《大名府志》远比长垣、濮阳县志更具权威性。明代、清代所有大名府官修志俱言蘧伯玉故里、墓祠，以及一连串的地名在长垣县，没有一个字说在濮阳县。
1、明朝大名府编纂的明正统（1445 年）《大名府志》记载的坊、乡、镇、里、屯。长垣县有蘧伯玉墓祠，有蘧公乡、伯玉里、迁伯玉里、伯玉屯（屯：军民屯垦点）。屯，指军屯。迁，指迁徙、移民。历史上长垣有关蘧伯玉的地名不是单个孤立的，呈现多点散开，丛状。这也印证，这里是远古的蘧氏古国，有关蘧氏、蘧伯玉的地名多点连片，蔚为大观。
2、明正德《大名府志》在长垣县栏目的卷一疆域、卷四祠祀、卷七人物志、卷九古迹陵墓、卷十文章志中关于蘧伯玉有系统、详尽的记载。卷一·疆域有蘧公里、伯玉里、迁伯玉里；卷四·祠祀有“乡先生祠在学堂岗西，天顺间知县刘弘建。乡先生者，春秋蘧伯玉 ”；卷七·人物志有蘧伯玉；卷九古迹·陵墓有蘧伯玉墓；卷十·文章志收录有汉代曹大家《东征赋》，胡俨《谒蘧伯玉墓》诗，等等。
以上仅仅是《大名府志》的部分记载，明代《长垣县志》关于蘧公的记载多的不可胜数，无须一一列举。
十二、濮阳渠村之名最早出现在清康熙年间
渠村是依河而建的自然村落，还是传统文化古村落，探究是有趣的。
1、《康熙·开州志》成书于康熙十二年（1673 年）。这是清代最早的濮阳县志，该志没有蘧伯玉故里、墓葬在濮阳的任何记述，艺文志也没有歌颂蘧公的诗文。但是，在“卷一·地理志·村镇屯堡”中第一次出现“渠村”这个村名。“渠”是渠水之渠，非蘧伯玉之蘧。
2、“渠村”从得名起，一直延续到清嘉庆十一年（1806）成书的《嘉庆·开州志》。在《嘉庆·开州志》地名里依旧是渠村，不是蘧村。渠村之村名始于清康熙年间，如果从成书那一年算，其历史不足360 年。
3、光绪《开州志》，才真正在地名里写作“蘧村”。
有人说渠村是由蘧村演变而来，是荒谬的。蘧村之写法始于清嘉庆志艺文志中李符清的《修复先贤蘧子墓记》。但是，嘉庆《开州志》的地理地名中依旧写作“渠村”。
4、1983 年濮阳县地名办编印的《濮阳县地名概况资料汇编·渠村人民公社》载：“清末因黄河泛滥，部分村民移居大堤西，取名渠村”。“清末”二字明确清晰。
5、渠村与小渠村
濮阳县渠村之南不远有长垣县小渠村。目前，渠村、小渠村均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渠村与小渠村有说不清的渊源。两个村庄曾同属于长垣，1941年曾同属于滨河县，又都在天然文岩渠岸边，小渠村人是明末从山西迁民而来。该渠是800 年前金元时期的黄河故道，自金明昌五年（1194 年）黄河决口改道而残留下的古河床。上游从小渠村流过，经濮阳县渠村边的三合村注入黄河。小渠村因天然文岩渠之渠得名，这么多巧合绝非全是偶然，值得探究。
渠村村名的演变轨迹是：渠村第一次出现（1673 年刊印的清康熙开州志）→渠村、蘧村并用（清嘉庆志）→蘧村（清光绪志）→渠村（清末，濮阳县民国史料载）。依据濮阳县志记载，这一演变轨迹清晰明了。先有渠村，后有蘧村。哪有前者附会后者之逻辑？今，有人考证，是1958 年汉字简化时把“蘧”简写为渠，于史无据！
十三、清代嘉庆年始发现之蘧公墓之真伪
清代嘉庆之前，濮阳县没有蘧伯玉墓。嘉庆九年，也就1804 年才第一次出现在《开州志》。
1、《嘉庆·开州志》卷一·地理·村庄载：“渠村庄辖十村，至州八十里。牛家寨、后陈村寨、中陈村寨、前陈村寨、渠村集 ”。地理村庄是记载村庄名字的，这里依旧渠村庄、渠村集，而不是蘧村庄、蘧村集。在同一部县志“地理地名”说是渠村，“艺文志”附会为“蘧村”，情何以堪？
2、《嘉庆·开州志》卷一·地理·陵墓·蘧子墓：“在州南蘧村，按《班昭东征赋》：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邱坟。伯玉墓似在长垣，又考三国志，濮阳王衮疾困敕令官属曰，昔卫大夫蘧瑗葬濮阳，吾望其墓常想其遗风，愿讬贤灵以弊发齿，营吾兆域，必往从之。衮受封濮阳较班氏得之道途者所见尤确，则伯玉墓应在州境无疑。特年代久远，碑志不存。嘉庆九年，州人始踪迹得之。知州李符清加封树并建拜亭三楹旁列廊庑缭以周垣规制为备，有记，载艺文志。”
这载明发现“踪迹”的时间是“嘉庆九年”，也就是公元1804 年，这距蘧伯玉生活的春秋时期已经两千余年。“特年代久远，碑志不存。”既无碑刻，又无志记，发现了什么可以证明蘧伯玉墓呢？李符清没说。“封树”是指聚土为坟，
在坟旁种树以标明其处。也就是说这里本来没有坟墓，是李符清“封树”的坟墓。
3、李符清先生是清代举人，尽管文采挺好。但是，他写的《修复先贤蘧子墓记》不仅没有文物支撑，不合逻辑之处颇多，经不起推敲。李是清代人，历史上《陈留风俗传》、《陈留志》、《水经》、《路史》、《一统志》、《大名府志》等等俱载蘧伯玉墓在长垣，为何不考辩？反说班昭“仅得之道路之言”，这是极其荒谬的，班昭送儿子曹成去长垣赴任，长垣就是此行的目的地，不是路过长垣的“道听途说”。记中最致命的错误在“疑似”二字。当地农民发现两千年前了什么，没有交代，因“年远湮没，无识者”从而“疑似”，继而请他来辩疑。在没有发现蘧公墓碑，又没有发现曹衮墓等实物佐证的情况下，依据什么来解决“疑似”？得出是蘧伯玉墓而不是其他人墓葬之结论的依据又是什么？濮阳区域之广，曹衮亦无确指蘧伯玉墓在濮阳的哪一个具体位置？再说，渠村（不是蘧村）之地名清康熙年才出现，春秋、曹魏、清代相隔千年，风马牛不相及也。李先生目的是为教化当地百姓，且“免其杂役”，吾实不忍细说这一“发现”之荒谬。
反对文物造假，不仅仅是当代人的觉醒。请读读清代《长垣县志》、《汲县志》对他们那个时代对蘧伯玉故里、墓地造假尖锐的批评，且这些批评是载入史册的。
嘉庆年《长垣县志》主编杨元赐先生获悉李符清的新发现，撰《蘧伯玉墓考》曰：“伯玉墓有四 开州蘧子墓近始有之 自秦汉以来，地理书俱不言濮阳有蘧子墓，忽于两千余年后，州人始踪迹得之。既云碑志无存，何从考证？又何能确指其处耶？乃反云：大家赋得之道途，沿误矫诬甚矣。”何为矫诬？《国语·周语上》曰：“国之将亡……其刑矫诬 ”。矫诬，诬陷无辜也，且甚矣。这句话看似刻薄，实则不然。班昭是中国著名史学家，无知者无畏，无畏者才口出妄言。杨公义愤之言载入长垣县志。清代开州知府李符清为世人留下的不是文化遗产，是令人诟病的叹惋。
4、《汲县（卫辉）志》的批驳。新乡牧野亦有蘧公故里说。新乡蘧伯玉故里、墓祠最早见于清康熙《新乡县志》，该志有一句颇耐人寻味的用于“前志不载”。前志不载是何意？那就是没有。新乡牧野曲里在卫河之滨，明代就已这个叫曲里的村庄，后来分为东曲里、西曲里两个村庄。清乾隆年间西曲村被附会为 “西蘧里”。之后反过来说曲里是由蘧里简化而来。现在濮阳有人说它的渠村是蘧村演化而来，新乡的简化是假的，其实濮阳是步人后尘，邯郸学步也。
新乡康熙年修志，乾隆年间汲县志就指出其造假。汲县邑令徐汝瓒修，杜昆纂的《汲县（卫辉）志》对卫辉、新乡在蘧公故里、墓祠方面公然造假之乱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嘲讽。《乾隆·汲县志·卷末杂识·君子村》载：“君子村。《新乡志》云“在其邑东北”，由来已久。今尚有蘧姓，且其祠墓见存新邑，则伯玉之为新邑人无疑。汲旧志载“君子村，在府城西北三十里”，《人物》中列伯玉名，俱承讹袭谬。按，卫经再迁，故地久属于晋，蘧大夫安得复居于此？承讹袭谬，汲诚有之，恐新亦不免也。”何为“承讹袭谬”？讹，讹误，谬，荒谬。指在古籍校勘领域沿袭谬误。《汲县志》又直言其造假的思想根源是："盖古来名人旧跡率多附会，况以孔子之圣，谁无羮墙爼豆之思？而以其尝至止为幸，则因汲尝为卫地而谓至卫即至汲也。亦宜若援击磬处，君子村无徵（迹象、证明）无论。击磬一亭，明始创兴，古未尝有。即君子名村由来已久，亦安见非皆出于附会？不然村之名既见于汲，何复见于新乡？蘧大夫墓，明著于大名之长垣。何斯村与新乡复并有之耶？”乾隆年间《汲县志》的编纂者尊重历史，不仅直言汲县（卫辉）自己，亦言新乡造假，且明确蘧大夫墓在长垣。史家不避家丑之坦荡，令人敬重。
谁曾想，康熙之后不足百年，清嘉庆年开州（濮阳县）知州李符清如出一辙竟然又“发现”濮阳县也有蘧伯玉墓。如果李符清先生读过《汲县志》对造假者“俱承讹袭谬”的尖锐批评，他断不会再出此下策。如果他读了《长垣县志》对他“沿误矫诬甚矣”的评语，定当汗颜无地。
造假从来为人不齿。清乾隆年间新乡造假，被同时代人，乾隆年间汲县邑令署文批驳，载入汲县（卫辉）志。清嘉庆年濮阳县李符清的“新发现”，被长垣县志主编杨元锡撰文痛斥，并载入长垣志。作为一方官员，又是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化人，这是何等的不堪。教化世人路千万，何必造假误后人。今人又来承讹袭谬，沿误矫诬，当使后人复笑今人也。
十四、清《光绪开州志》关于蘧公的记述
1、《光绪·开州志·卷一地理志》载：“蘧村庄辖十村，至州八十里，（有）蘧村集。”这是蘧村之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濮阳县志的地理志。该濮阳县志是清代光绪8 年（公元1882 年）出版，也就是说从濮阳县志记载的正式地名，蘧村之名距今仅140 余年。这在2600 余年前的先贤面前，太过年轻了。
2、《光绪·开州志·卷一地理·陵墓》：“嘉庆九年州人始踪迹得之，知州李符清加封树并建拜亭三楹”。这证实在这之前，这里是没有蘧伯玉遗迹的。发现踪迹的时间是“嘉庆九年”，也就是公元1804 年；“封树”（封坟土树立墓碑）人是李符清。蘧伯玉距今2600 多年，这里发现蘧伯玉墓仅200 余年。那么，这中间隔着两千余年的空窗期如何解释？
3、如果说清《嘉庆·开州志》关于蘧伯玉墓的发现遭人诟病，依常理《光绪·开州志》的编纂者当戒之。《光绪·开州志·卷二·坛庙·西庑》载：“先贤蘧瑗，字伯玉，河南卫辉府人”。在同一本县志里，一方面言之确确地说蘧伯玉是濮阳人，墓祠俱在；同时又把蘧伯玉标注为卫辉府人。历代濮阳县志是非常优异的地方志，但在蘧伯玉研究方面过于醋疏了。
十五、清代《一统志》《畿辅通志》的记述
嘉庆之前，清朝中央政府官修志典只字不载濮阳县有蘧伯玉遗迹。嘉庆之后濮阳县志出现了蘧伯玉墓祠之说。那么清朝政府官修典籍采纳濮阳的说法了吗？答案是，清朝官修志以无视视之。
1、《大清一统志》是中国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前后编辑过三部。其学术价值与权威性在世界历史地理著作中有重要地位。嘉庆版《大清一统志》则是古代中国最后一部官修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卷三五》载：蘧伯乡在大名府长垣县东。《卷二十二·古迹》记载长垣有蘧伯乡；《卷二十二·陵墓》记载长垣有蘧伯玉墓；《卷二十二·祠庙》记载长垣有蘧伯玉祠。
三个版本记述一致，蘧伯玉故里、墓、祠、艺文志等记载全在长垣。濮阳县，更妄论濮阳县的渠村，没有一个字着墨。嘉庆濮阳县志记载自己新发现蘧公墓，但是，同一历史时期的国家地理志没有记载，大名府志没有记载，这意味着什么？简言之，就是国家层面不承认濮阳县志的说词。
2、《畿辅通志》是清代官修省级地方志，记录直隶省（今河北、北京、天津及周边）自然与人文信息，历经康熙、雍正、光绪三朝编修。该志以“畿辅”代称直隶，是研究河北省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长垣、濮阳同属河北省大名府管
辖，其权威性同样远高于长垣、濮阳县志。《畿辅通志》载：“长垣县东有蘧公里、蘧公村”。关于蘧伯玉的诗词、碑记均在长垣。
著名历史人物籍里、墓祠究竟在哪？国史、省志、府志不认可，县域方志的记述仅是一家之言，不足为据。
十六、濮阳民国时期关于蘧公的记述
清末、北洋政府、民国，历史短暂，且政权板荡。仅以长垣、濮阳为例，这一历史时期，长垣县正式出版了县志，濮阳留下一册未来得及出版《民国濮阳县志料》手稿。长垣县志关于蘧伯玉的记载依旧丰富详实，不在列举。
1、《民国·濮阳县志料》有较多关于“渠村”的记述，文字均写作“渠村”，而不是蘧村。《民国·濮阳县志料·地理篇·政区》载：第十四乡：老渠村、渠村集。该史料三张地图均写作“渠村”，这说明在民国时期就已经不在使用“蘧”字。
2、民国38 年（1948 年）濮阳县抗战时期日伪据点、炮楼分布图标识为“渠村”，不是蘧村。
3、抗日战争时期濮阳（人民政府）分县图。域标识为“渠村”，不是蘧村。
4、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几月绘制的“河北省濮阳县志略图”中标识为 “渠村”，不是蘧村。
《民国·濮阳县志料》，清晰显示民国时期濮阳县使用的就已经是“渠村”。不是汉字简化造成的蘧改渠。
十七、当代濮阳渠村之蘧公墓何在
尊重历史是地方官员，也是学者最基本的文化素养。当代濮阳史学家的认知与记述让世人敬重。在此，依时间顺序研读。
1、1980 年濮阳县委宣传部编写的《濮阳文物志》在历史遗迹、古代墓葬篇章没有关于蘧伯玉墓的词条。仅在“附录一·濮阳旧志记载的部分名胜古迹”中记述：“遽（作者注：也许是蘧的误写）子墓：在县城南遽村。即遽伯玉墓，因年代久远，墓地已不能确指。清嘉庆九年，知州李符清在遽村建拜亭三间，旁列廊房，并植树、筑墙、立石记念。”
该志之后附有：“濮阳县文物分布图”。图中仅标识“渠村”这个地名，渠村一带标识没有古墓、古迹、古建。这说明清嘉庆年建造的三间祠堂及封树的蘧伯玉墓在1980 年文物普查时已“不能确指”，也就是不知道在哪里了。
2、1983 年濮阳县地名志办公室编《濮阳县地名概况资料汇编》关于渠村人民公社概况是：“ 清末因黄河泛滥，部分村民移居大堤西，取名渠村。1941年改置濮阳、昆吾、尚和三县，属冀鲁豫边区。 城南锁城村以南归滨河县。1944 年渠村解放，属濮阳县五区。1949 年属濮阳13 区。1957 年撤区并乡，建立渠村乡人民政府。1957 年8 月成立人民公社，因公社驻渠村而命名为渠村公社。”
该资料在古迹部分记述了多处名人墓地，只字没有蘧伯玉墓的记录，如果有，如果有不会不记。这里有一个时间节点“清末”。
3、1985 年濮阳市史志办公室编印《濮阳古今谈》
该书第74 页至77 页“卫国贤大夫蘧伯玉”记述：“蘧瑗，字伯玉，长垣人，生卒年不详。 蘧伯玉曾两次离戚出走 蘧瑗死后，葬于长垣县南八里邵寨，墓前建有祠堂。”该文第一个蘧字错印为邃字，用红色铅字改正。
4、1994 年，濮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濮阳文史资料·濮阳春秋》 “卫贤大夫蘧伯玉”开篇是：“蘧伯玉，名瑗，今长垣县伯玉村人（一说今濮阳老渠村人）。”文章结尾明确写到：“伯玉死后，葬在今长垣县南12 里邵寨村”。书中没有记述濮阳县有蘧伯玉墓。
5、2002 年，中国文联出版设出版《濮阳地名》。该书编后语说：“历时五年，多次修改，三易其主 参阅了百余部史志、舆地专著及多种版本古今地图，并对部分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 ”该书第38 页中对渠村蘧伯玉墓提出质疑：“李符清虽有考证，然东汉曹大家之言不可忽视，因班昭是位历史学家，所言必有所据。”
该书不仅质疑濮阳蘧伯玉墓的存在，还在“周边县古地名”篇章记述长垣蘧伯玉墓的详细状况。第190 页“伯玉祠”记述：“伯玉祠： 班昭是位历史学家，所说必有据，蘧伯玉故里在长垣可能性为大。伯玉墓在县南6 里邵寨村南，墓前有祠。墓碑文：先贤内黄侯蘧公之墓。其故里在县东南6 公里伯玉村，属孟岗乡。”
该书还附有水经注图。图中长垣境内的濮水岸边标识有：蘧伯玉、伯玉乡、蘧亭、伯玉祠冈、伯玉冢。
6、2008 年，濮阳著名文化学者王培勤著《濮阳春秋》。《卫贤大夫蘧伯玉》：“蘧伯玉，名瑗，今长垣县伯玉村人（一说今濮阳老渠村人）。”文章结尾明确写到：“伯玉死后，葬在今长垣县南12 里邵寨村，后人慕其贤，在墓前建有祠堂，碑文曰：“先贤内黄侯蘧公之墓。可惜近百年失于保护，祠碑俱毁，现仅存一土丘矣。”
该书第510-至514 页收录一篇关于濮水的考证文章《话说濮水》。该文在考证濮水沿途古迹时记述：“濮渠又东，经长垣县故城北 又有蘧伯玉冈 伯玉祠在长垣县城东南十二里伯玉村。”
该考证文章附有“濮水行”地图。明确标示长垣境内，古濮水沿岸地名蒲、匡，以及去蘧伯玉故里伯玉村、伯玉祠的位置。
7、2008 年，濮阳市委编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濮阳古今名人》
濮阳市委书记任该书主编，沈庆怀任主任，张满飚常务副主任。编辑说明曰：“《濮阳古今名人》是濮阳市为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暨建市25 周年而编辑出版的系列丛书，同时也是濮阳市实施地情文化工程的开山之作。”濮阳市这么重要的人物著作收录了60 余位濮阳籍古代名人，书中没有蘧伯玉的名字。这说明，当代规格最高、最权威的史籍认为蘧伯玉不是濮阳人。
濮阳县渠村是否蘧公故里，当代学者大多持否定意见。蘧公墓从清嘉庆年间出现，现在的具体方位究竟在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十八、典籍人物志中的蘧公
人物志是史志、方志的核心内容之一，尤其方志记述的是历代本籍著名人物或客籍人物。《大名府志》及历次长垣县修志在人物志里记述的首位都是蘧伯玉，且有人物传记。濮阳历代志书，及近年濮阳市委编辑出版的《濮阳古今名人》均无把蘧伯玉当做濮阳人录入人物志，更无人物传记。这不集体无意识，或者遗忘，是历代编纂者的共识，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蘧伯玉虽是卫国重臣，长期在帝丘为官，但这并不能说他是濮阳县人。比如宁武子也在帝丘为官，是获嘉人。比如子贡追寻孔子在帝丘，他是浚县人。不能因为曾在卫国帝丘做官就说成是濮阳县人。这也正如当今，在北京做官的人大多不是北京人一样的道理。
历代《长垣县志》中关于蘧伯玉的内容均多达数十处，读者会惊叹蘧伯玉作为文化符号及君子精神在长垣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十九、蘧公精神、君子文化的根脉在长垣
长垣，古称蒲邑、匡邑。古老的濮水，济水从这方被孔子喻为“三善之地”的众多丘岗之间蜿蜒穿行，长垣蘧公故里、墓祠，蘧丘、蘧岗、蘧伯玉冈等在古濮水之滨。从濮阳县帝丘（卫国都城），滑县的楚丘（卫国都城）、瓦岗寨（唐末农民大起义发源地），再从长垣西北由向东南依次是大堽（战国时期桂陵之战发生地）青岗（春秋漆城，龙山文化遗址）、浮邱（龙山文化遗址）、学堂岗（龙山文化遗址，孔子讲学处），蘧丘（蘧伯玉冈）。蘧伯玉冈是长垣这条“龙脉”上的龙头。如李化龙，王永光等长垣达官贵族多墓此“兆域”。这是世代长垣人顶礼拜膜的一条龙脉，也是维系长垣千年不变的文脉。济水、濮水以其清雅，孕育了花中君子蘧（莲花），也滋养出了以蘧伯玉为代表的君子文化。大贤蘧伯玉，绝非凭空出世。远古，蘧氏先民在此聚族而居，繁衍生息，渐成古老的蘧国。传说中远古几蘧帝，蘧无咎（蘧伯玉之父），字庄子；蘧伯玉，字成子；蘧莹（蘧伯玉之女，子贡母亲）。在人类文明肇始期，这些蘧氏先贤就已彪炳史册。
蘧伯玉在长垣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来都仅仅是一个村庄的名字。蘧邱、蘧伯玉冈等地理名称；蘧伯乡、蘧亭、蘧公乡、蘧里、伯玉里、迁伯玉里、伯玉屯、伯玉村等乡村地名；祭祀蘧伯玉乡贤祠、蘧公祠，蘧公庙、君子堂等等；教育方面的寡过书院、伯玉学堂，伯玉学校等等。还有当代全国蘧氏宗亲会在伯玉村复建的“蘧氏宗祠”。长垣市之外，哪一个自称也是蘧伯玉故里的地方，有这么众多丰富、厚重的蘧伯玉文化印记？
蘧伯玉精神、君子文化久已深深地融入长垣人的文化血脉之中。2003 年，蔡云川、萧岐峻先生出版有史以来第一部研究蘧伯玉文化的专著《春秋先贤蘧伯玉》；2018 年长垣县举办中国·长垣君子文化高层论坛，余秋雨等全国60 余位文化学者云集长垣；宋广民、王文举、张元中等编纂出版《君子文化志》等等。蘧伯玉精神的弘扬，君子文化研究的重地依旧在长垣。蘧公故里伯玉村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河南省命名的千年文化古村落，是国家4A 级文化景区，也是全国蘧氏祭祖大典的圣地。
二十、君子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战略。君子不器，和而不同。君子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之是一致的。君子文化是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君子精神是中国人追求的集体人格。君子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商业伦理与人文精神方面，正起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弘扬君子文化是推动君子之乡建设的有力抓手。提炼君子文化的时代价值，让君子精神融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扩大文化影响力，擦亮“三善之地，君子之乡”的城市名片，发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作用。
蘧伯玉精神、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不专属于那一个地域，且文化的生命力在与她的开放与包容。海纳百川方为大，长垣、卫辉、内黄、牧野、获嘉、濮阳携手共同打造君子文化圈，是助力建设河南文化强省的必由之路。长垣创造了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的“长垣经济现象”，令世人瞩目。作为君子故里，从政府层面，应统筹社会力量，为公众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比如举办君子文化节，比如打造企业家君子文化会客厅，等等。假以时日，君子文化发源地长垣，通过在君子文化、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的探索，也必将打造出引领时代发展的“长垣文化现象”。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
蔡云川 初稿于大河之南
2026、6、16
2026、6、16
责任编辑：申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