焖在时光里的红薯

八十年代初的县城，冬日里白霜铺地，人说话都喷白气。文化馆那栋矮楼，暖气是不大有的，人人袖手呵气，棉鞋底蹭着水门汀地面，咯吱咯吱响。

 

崔士喜的办公室在二楼把头一间。推开门，蜂窝煤炉子先扑脸送来一股子暖。炉膛里煤核儿暗红，烧得正旺。炉面上覆着个旧瓦盆，盆底豁了口，沿儿也裂了两三道纹。炉盘上横搁两块半截砖，托稳了这座“穹庐”——这法子倒显出几分寒素日子里的伶俐。盆底下焖的东西，透出丝丝缕缕的焦甜气，钻进鼻孔里，惹得人喉头不由一动。

 

“来啦？坐！”崔士喜从报纸堆里扬起脸，咧嘴一笑。他那时是副馆长，兼管着原阳县唯一的一个《博浪》小报。他脸上总挂着笑，笑纹里积着暖意，仿佛这炉火也有一份是他面孔里透出来的。他自己先搓搓手，呵一口气，才伸手揭开那破盆一角。一股更浓的白汽猛地窜出，裹着红薯的暖香，瞬间填满了小屋。炉盘上趴着几块红薯，紫红皮儿已烤得焦黑起泡，微微裂开，蜜黄的瓤子隐约可见。他伸手捏了捏，烫得指头一缩，放在嘴边直吸气，“嗯，这就熥透了，正好！”

 

红薯这东西，最贱最实，入冬后便是穷人的恩物。崔士喜把这恩物带进冷清的办公室，搁在蜂窝炉上，覆以破盆，竟成了隆冬里最熨帖的待客之道。于是，炉火旁便常有人围着坐了。多半是来送稿子的文艺青年，或是几个相熟的老笔友。稿子摊在膝上、桌上，他一边翻看，一边不忘拿火钩子拨拉一下炉膛。火苗倏地一蹿，映亮他镜片后的眼睛。红薯在破盆底下，无声地吐纳着甜香，那香气有个好处——催人放下拘束，话头便也活络起来。

 

“士喜哥，这段写县西河滩的苇子，风一过，白茫茫一片，像不像？”有人念着自己的稿子。

 

“像！尤其后头那句‘苇穗子点头哈腰，招呼着过往的穷风’，点得好！”崔士喜笑着，掰开一块滚烫的红薯，蜜色的瓤子冒着热气。他也不怕烫，利落地分成几块，递给周围的人，“尝尝！这块烤得面甜！”他自己也捏起一小块，吹着气送进嘴里，烫得眯了眼，咝咝吸气，却一脸满足，手指头沾了灰也不顾。就在这红薯的暖香浮动之中，稿纸上那些字句，也仿佛被炉火烤活过来。

 

红薯的甜香，文章的字句，还有炉火映照下人们眼中流动的光，三者在那一方寒陋的小室里奇妙地交融着。炉火噼啪，话语潺潺，破盆底下红薯的甜香默默充溢着每一寸清冷的空气。此刻的崔士喜，俨然成了这小小温暖世界的中心。

 

世事流转，人如浮萍。几年后，崔士喜便离开了这间飘着红薯香的旧屋。他去了县委政研室当主任，又到农业局当了书记兼种子公司经理，后来回到文化圈，做了文化局局长，最后在统战部副部长的任上鞠躬尽瘁。职务换了几换，人愈发清癯了些，脸上那温和的笑意却始终没变，像炉火的内核，暖而不灼人。他仍旧写，笔耕不辍，案头堆起三本厚厚的著作，字迹端正，是他一贯的温和笃定。他仿佛是一颗饱满的种子，被命运的风随意撒播，落到哪块土都努力扎下根去，默默地结实。

 

只是，人们偶尔忆起老崔，心里头先浮上来的，常常不是他后来那些堂皇的头衔，而是文化馆二楼那间小屋。是那破盆底下焖着的焦香，是他掰开滚烫红薯递过来时手上沾的灰，是他看着稿子、拨弄炉火时镜片后的专注神情。那炉火，那红薯，那陋室里升腾的热气，竟在岁月里酿成了一种奇异的陈香，顽固地盘踞在记忆深处。

 

后来，他因病早早走了。英年早逝！这消息像块冰冷的砖，猝然砸在相识者心头。原阳不大，文艺圈子更小。突然少了他这么个温和而实在的人，骤然安静了许多，也空落了许多。人们聚在一处，提起“崔士喜”三个字，往往一时沉默，只余低低的叹息在空气里盘旋，终至凝成一句沉重的共识——这是咱们原阳文艺界，永难愈合的隐痛。

 

一个冬深欲雪的日子，我踟蹰街头，冷风卷着落叶打旋儿。忽有一缕极熟稔的气息钻进鼻腔——焦香里裹着甜糯！急转头寻觅，却是街角老头守着个铁皮桶改的烤炉，炉膛里炭火明灭，炉盖上红薯排列。热气蒸腾而上，恍惚间竟与当年文化馆小屋顶上那破盆逸出的白汽重叠了。只是眼前的炉子崭新锃亮，铁桶浑圆，哪里寻得见那豁了口的旧瓦盆？那破盆里焖出的红薯，火气匀和，滋味是直渗入心坎的暖。

 

可终究，那破盆只能焖在八十年代初那座矮楼的蜂窝炉上了。如今炉冷灰白，盆碎无觅，连那焖红薯的人，也成了故纸堆里一片沉寂的影子。昔年寒室如春的暖意，终化作文字深处一缕不散的甜香。

 

原来人世间最深的滋味，并非锦衣玉食之铺张，而是在清寒日子里，有人肯捧出一块烤得焦香滚烫的红薯，用破盆悉心焖熟了，带着烟火尘灰的温度递到你手上。那点甜暖，足以扛住日后岁月漫长的凛冽。(文/薛宏新)

责任编辑：杨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