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习一弊疏》看“一把手”监督

大清朝第六任“一把手”乾隆帝刚上台，“荷蒙风纪重任”的左都御史孙嘉淦便上疏劝谏，这就是被后世称为“清代第一奏折”的《三习一弊疏》。乾隆帝初登大宝，见了这个奏章，极为赞赏，将他的奏折宣读于朝堂之上，与众大臣共勉。

所谓“三习”，一言以蔽之，就是当“一把手”时间久了，被簇拥久了，往往不由自主地养成三个坏习惯，即耳习、目习和心习。耳习，“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耳朵听惯了奉承话而讨厌逆耳之言；目习，“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眼睛看惯了讨好的行为而讨厌耿介之举；心习，“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内心习惯了温顺服从而讨厌违抗拒绝。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为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也。”这就是“三习”的恶果。《出师表》有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可见这“一弊”危害之大。孙嘉淦用简洁的语言，切中了历朝历代兴衰的要害。如何跳出兴衰更迭的历史周期率，孙嘉淦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就是说，皇上你要时时提醒自己啊，保持清醒，提高修养，才能愿意听不顺耳的，愿意看不顺眼的，愿意接受不顺心的。他的答案就是要依靠管理者的修养觉悟，而不是靠制度约束。孙嘉淦这个论文前半部精彩，提出了问题，分析了原因，到后面如何解决上，就显得很无力了。当然这是由于孙嘉淦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所致，故不能苛求。

我们知道，“一把手”权力集中，是外部“围猎”的焦点，也是党内监督的难点。现实中，许多“一把手”之所以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既有理想信念动摇、外部“围猎”的原因，更有日常管理监督不力的原因。因此，我们强调对“一把手”的监督，就是要使监督的资源、措施、手段与其地位、权力、责任相匹配，最大限度防范“一把手”权力集中带来的风险，保证“一把手”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警醒着党内“关键少数”，常怀戒惧之心，做守纪律讲规矩的“明白人”。今年6月，党中央着眼于“一把手”的监督薄弱环节，出台了《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系党内首个针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制定的专门文件，释放了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鲜明信号。

对于“一把手”而言，更应当提高认识，在加强自我监督和约束的同时自觉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把监督视作最大的关心、最好的保护、最真诚的帮助，如此才能永除“三习”、杜绝“一弊”。 （作者单位：获嘉县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