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车江山旧 城邑风物新——读《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

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曾如此评价成形于隋代的大运河，“谁能不意识到如此大胆的一个概念的政治经济效果——在一个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的国度里有这么一条南北流向的人工河道”。从隋至清，大运河作为中国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和国内贸易大动脉，对沟通不同经济区之间的交流交往发挥了关键作用，带动了沿线众多经济型城市的兴起，并与长江一起在18世纪促成了“一个大于欧洲的半自由贸易区”。

千百年来，大运河与沿岸城市唇齿相依、兴衰紧联，形成了中国运河文明与城市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谱系。正如刘士林所说，“运河城市不是一些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借助运河文明在水文、商业、航运等方面的共通性，它们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具有‘家族类似’的形态和功能的城市群”。2008年，为配合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刘士林等为作者的《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首次从城市群形成演进、城市之间交往融合的整体观，选择“运河城市文化”的视角对京杭大运河沿线17座城市的厚重历史积淀与丰富文化基因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梳理，按照从北向南的方位顺序，集中向世人展示了以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十余年后，立足国内大循环、依托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全面铺开，在此大背景下，该团队对原著进行补充修订，增加了隋唐大运河沿线的四座著名古都——商丘、开封、郑州、洛阳。为充实运河城市文化底蕴、展示运河城市人文魅力、彰显以运河城市群为主体支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总体战略框架，增订版被重新命名为《六千里运河二十一座城》（以下简称《六千里运河》），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将继续在俯仰古今中为今天运河沿线城市再现运河历史记忆、活化运河文明基因提供最重要的“文化资本”，还从学史明智、守正创新的视角，为运河城市群引领推动绿色城市和韧性城市建设、国家水网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是中国唐宋迄今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从大运河形成之日起，它就不只是一条连接首都和基本经济区的人工内河，同时也是沟通国内南北东西、将中华文明腹地与亚欧非几大文明相互衔接的重要纽带，更是中央政权强化与地方政治经济联系、协调各地区互助合作的重要抓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明确指出，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虽然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在防洪排涝、输水供水、内河航运、生态景观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隋唐大运河永济渠、通济渠的大部分河道已被掩埋或成为遗址遗迹，但后者在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中依旧具有不容轻忽的重要价值。《六千里运河》中增补的四座隋唐大运河城市都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境内。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漕运干线向东移出今天的河南省境，但通过元代开凿的贾鲁河和明清两朝由京师通往各地的官道，不仅黄淮两大水系之间的通航仍可维系，开封、洛阳两大古都作为南北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也得以长期保持。1953年7月，联通中国东中西部的陇海铁路全线通车，经过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如今，这些城市既处于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位置，还是衔接大运河文化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

刘士林是国内人文城市学派的首倡者，一向主张城市化要革新以往重经济、交通和人口的“经济型城市群”模式，转向建设重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的“文化型城市群”，走环境、经济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相互融洽的道路。在《六千里运河》中，他明确提出，“以运河城市群为背景阐释运河文明的普遍性及其现代意义，是我们解读、研究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主旨所在”。纵观全书，联系现实，各运河城市的文化脉络中随处可见对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建设的有益启示。

大运河沿线是城市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区。《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一章中出现过的“运河三湾”，与《纲要》中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扬州三湾湿地公园”一脉相承。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时任扬州知府郭光复将扬州城南一段运河舍直改弯，形成六七里长的“运河三湾”——宝塔湾、新河湾和三湾子，彻底解决了该段运河“水势直泻难蓄”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运河三湾段两岸曾经是扬州市南部的工业区，聚集了农药厂、皮革厂、水泥厂、染化厂等80多家高排放、高耗能企业，导致运河水质和空气质量不断恶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从2014年开始，扬州市持续实施运河三湾段周边的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进行居民和企业搬迁、河道疏浚、驳岸改造和湿地恢复，相继建成占地1520亩的运河三湾湿地公园和占地200亩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运河三湾湿地公园为核心的运河三湾风景区在2018年底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9年被列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规划》首批核心展示园之一。

韧性城市建设需要综合运用政策、科技和工程技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提升城市应对各种极端和灾难性气候变化的能力，把城市的“自然温度”调试到一个最恰当的刻度。《郑州：自古中州胜迹多，管城风物喜重过》描述了贾鲁河对郑州的通济之利与水患之忧。明清时期，贾鲁河——沙颍河——淮河水系共同组成中原运河的南段，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辅线”。其中，贾鲁河和颍河源头都在今郑州市辖境。贾鲁河上游与黄河比邻，在黄河决口时往往成为滔滔黄水南向入淮的泄洪通道，洪水退后的泥沙沉积不但使航运价值大打折扣，需要进行周期性大规模的清淤疏浚，还可能在汛期引发流域内严重的洪灾和内涝积水问题。因为贾鲁河航运的兴盛，开封城郊的朱仙镇曾经长期跻身“四大名镇”之列，而它在清末走向衰败的直接原因也正是贾鲁河淤塞难竣、通航能力严重下降，以及河水多次漫溢冲毁镇内房屋。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黄河从“几近不治”走向岁岁安澜，同时，贾鲁河作为郑州市最重要泄洪排涝河道的地位被持续强化，全市约85%的雨洪水需要汇入贾鲁河后再流入沙颍河。

  在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方面，《天津：九龙治水天津卫，两强相逢义者胜》介绍的“九河下梢”独特水利形势和“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水陆联运体系，与解决我国内河水运纵向通道总体偏少问题、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颇有渊源。交通运输部制定的《内河航运发展纲要》（交规划发〔2020〕54号）已经提出建设北起北京、南抵广州、钦州的新大运河，通过京杭大运河、湘桂运河、赣粤运河、平陆运河等重大工程，打通南北向连接京津冀、雄安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跨区域的水运大通道。回顾南水北调规划建设的具体过程，将中线输水干渠与纵贯今日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京广大运河西线航运工程相结合曾是备选方案之一。京广大运河西线从北京循太行山东麓与京广铁路西侧向南，至郑州，然后接引汉济黄总干渠、汉江、两沙运河，入长江黄金水道后向东可去长三角，向南在城陵矶可接湘桂运河、西江、东平水道到广州，也可在鄱阳湖口接赣粤运河。根据当时的规划，京广大运河（北）京（郑）段与京杭大运河之间将有8条河网干

线连通，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华北水运体系。其具体思路对于今天推动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沿线省市融合互动发展、构建协调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并非没有积极意义。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在疫情冲击、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将沿线城市“串珠成链”构建发展轴，用“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和“缤纷旅游带”新理念重塑大运河实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加凸显，必然构成大运河持续发挥中华文明亮丽名片功能的实体支撑。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促进区域创新融合协调发展，更应该用好唯物史观这架“望远镜”，在学习历史知识、厚植文化底蕴、强化生态观念中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

（刘涛，河南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