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古为今用、再创中华文化辉煌的宝贵资源。1981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同年年底,恢复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业务。此后四十年,我国在古籍的再生保护、系统整理、深度研究以及推进古籍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取得了辉煌成绩。
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郑振铎先生在主持编纂《古本戏曲丛刊》过程中,深感国家统一协调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参与发起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他所参与组织的古籍整理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结出丰硕成果。我后来参与了《古本戏曲丛刊》最后四辑的组织编选工作,对这部跨越68年的超大型项目之可贵、建设过程之不易体会尤深。在工作实践中,我切身体会到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更深刻认识到古籍保护整理工作需要顶层设计、要有统一领导,也有几点体会与建议。
首先,在细致准确地摸清海内外古籍家底的基础上,建议约请各行专家做好中华古籍善本总目的叙录撰写工作,体现新时代的学术水准,为古籍数字化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十几年前就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古籍普查登记、人才培训、数字化建设等一系列实施方案,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总目的初稿编写,为全院古籍保护、开发、利用等提供了制度保障。据我所知,古籍编目工作已全面部署,而古籍善本叙录尚需组织协调。
其次,完善管理制度,制定行业规范,改进评价标准,坚持不懈地、全面系统地推出一批优秀的古籍整理著作,不断组织专家修订完善,最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威读本。通过这些学术活动,可以有效提高全社会对古籍整理工作重要性、特殊性的认识,还可有效推进古籍整理专业人才的培养。
再次,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原则,打破局部壁垒。现在,各个藏书机构都视古籍为珍宝,一些稿本、孤本、善本等,藏在深闺、秘不示人。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发生意外,这些孤本可能就永远消失不存,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用起来才是最好的保护。建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协调各部门将所有存世稿本、孤本、稀见本等统一编目,分门别类,系统影印或组织整理、协调出版。这不仅是为学术界服务,而且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充分利用古籍,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没有各级组织的统一协调,没有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上述工作很难完成。这让我们再次认识到顶层设计、集中管理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瞻远瞩,就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意见》是一项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部署。做好这项工作,不仅会强有力地促进古籍工作全面发展,更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作者:刘跃进(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5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