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水浒传》的繁与简

　　奥尔巴赫的巨著《摹仿论》（Mimesis）那个著名的开篇，谈的是荷马史诗与《旧约》故事在文体上的差异。他说，荷马的叙述完整而周到，各种事件都发生在前景，连接紧密，表述从容，什么都不隐瞒；《旧约》故事则朝着一个目标发展，只突出对人物行动有用的部分，其余则任其模糊不清，有时会没头没脑，给人以神秘感。这跟两者所描写的人物的身份有关：荷马写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旧约》的对象则不分阶级，是游牧或半游牧部族成员。

　　这不正是《红楼梦》与《水浒传》在写法上的区别吗？《红楼梦》像荷马史诗，事无巨细，皆刻画无遗，工笔细描，笔笔都勾连开去；《水浒传》像《旧约》故事，删繁就简，一气呵成，朝一个目标进发，只突出聚光灯下的行动，其余都模糊成背景，“伤人乎，不问马”。这与顾随的说法高度吻合：“《红楼》有时太细，乃有中之有，应有尽有；《水浒》用简笔，乃无中之有，余味不尽。”这是因为，两者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形态有显著不同。大观园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作者乃耽于文字的声色，讲究细节的丰缛与感官的华美。而梁山泊则险象环生，杀机四伏，说话人线条比较粗放，常有“说时迟，那时快”的强烈动感。

　　不妨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水浒传》第二回写端王赵佶赴驸马王诜的府上宴饮，《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写贾宝玉到冯紫英家中饮宴，都涉及皇亲国戚，都是酒席上洗手间，也都有赠人礼物的事，正好可以对参。《红楼梦》里，宝玉出席解手，蒋玉菡随了出来。二人站在廊檐下，宝玉见蒋玉菡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问他戏班中有一个叫琪官的在哪，可惜无缘得见。蒋玉菡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儿。宝玉连称幸会——

　　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玦扇坠解下来，递与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谊。”琪官接了，笑道：“无功受禄，何以克当！也罢，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系上，还是簇新的，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说毕撩衣，将系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与宝玉，道：“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昨日北静王给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宝玉听说，喜不自禁，连忙接了，将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了下来，递与琪官。

　　《红楼梦》里的礼物，从来就没有简简单单送出去和收进来的，比如这两条汗巾。宝玉送琪官的松花汗巾，原来是袭人送给自己的。而琪官送给宝玉的大红汗巾，本来自己系小衣儿也就是裤子的，解下来送给宝玉，当晚就被宝玉偷偷系在袭人腰里了。宝玉无意间成了中介，做了媒，这两条汗巾也无形中化作信物，为琪官最后娶了袭人埋下了伏线。这是后话，作者还前有导引，侧有映射。刚刚在酒席上，琪官念的一句诗，偏巧是“花气袭人知昼暖”。薛蟠便嚷着袭人是宝贝。而这宝贝，两回前已经透过进怡红院的贾芸的眼睛“溜瞅”了半天，知道“袭人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但袭人把宝玉夜间偷系在腰间的那条大红汗巾子忙解下来，说道：“我不希罕这行子，趁早儿拿了去！”表明她对“优伶有福，公子无缘”这一命运结局的憾恨。但这又与另一场戏异曲同工。这条大红汗巾子，琪官说是北静王送的，偏偏北静王也送过宝玉一串鹡鸰香（一作蕶苓香）念珠，且系圣上所赐。宝玉后来转送给黛玉，黛玉同样不领情：“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这不是拐着弯儿骂皇上么？但北静王老是送东西给面目姣好的少年，也未必不含讽意。

　　到了《水浒传》里，一切都简单了，那是囫囵的吃喝，直截的馈赠：

　　且说这端王来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设席，请端王居中坐定，都尉对席相陪。酒进数杯，食供两套，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谢厚意，想那笔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端王又谢了。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端王相别回宫去了。

　　这一对玉狮镇纸，一个玉龙笔架，王驸马隔日就差亲随高俅送去了端王府中，恰遇见端王在踢气球，高俅一不小心露了一脚，从此发迹。由此可见，在施耐庵笔下，这两样东西只是作为道具，起了黏合情节的功能，不像曹雪芹笔下，每一物事总是勾连起故事的发展，穿织起人物的命运。所以，曹雪芹会把汗巾的来历和特点一一交代，是北静王送的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施耐庵则一笔带过，“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要问怎样的玲珑，哪一个匠人？不提。

　　《红楼梦》里，“于是复又归坐饮酒，至晚方散”；《水浒传》里，“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但是，两个段落里发生的一切，《红楼梦》依然在回环往复，余韵不绝，而《水浒传》却收缴干净，到此为止。施耐庵是线型的叙事，一切都悬空在目前，只一束光打在上面。曹雪芹的叙事却是网状的，拿奥尔巴赫的话说，是像荷马一样光照均匀（uniform illumination），所以旮旮旯旯都能显影。宋淇是唯一曾经把曹雪芹与荷马相提并论的人，因为小赫胥黎（Aldous Huxley）指出荷马的伟大就在于能够将事物的整个真相（the whole truth）全盘托出，这在宋淇看来，一如曹雪芹的明镜高悬，遍观圆照。

　　如此看来，《红楼梦》在感官、语言上的品位是不是比《水浒传》要高出许多呢？不能这么说。奥尔巴赫认为，荷马史诗与《旧约》故事这两种文体，事实上无分高下，它们只是不同的风格的基本类型而已。文字的繁简都是服务于总体需要的。《旧约》写亚伯拉罕带一仆一驴和爱子以撒走了三天路去燔祭上帝，沿途全无风景。《水浒》也是行动中的诗，好汉们走的都像是一条空荡荡的路。不是从作者看来，而是从人物看来，途中没有什么好瞧的，安全走到就不容易了。作者不会僭越到人物前头去发话，比如上面引过的那一段——

　　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

　　不落手就是不释手。然而，旁人眼里不曾落手，是纯粹的客观；人物心中不愿释手，便是主观介入了。这个分寸要拿捏好。“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同样是即时的口气，在场的语境。难怪牟宗三盛赞《水浒》的文字，说一有风致，二极透脱，触处机来，步步是当下。

　　顾随也极赞施耐庵的文笔之妙：“若《红楼》算‘能品’，则《水浒》可曰‘神品’。”但是，若换了另一个角度，曹雪芹的境界似乎又更高了，因为如马鸣《大乘起信论》所说的，粗中之细，菩萨境界。细中之细，是佛境界。因此，同为对人类现实的再现与复叙，《红楼梦》的世界更接近于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所认知的那一个：人物牵扯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说话和行动都得注意他人的感受，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总之，大观园里都是规训了的社会人，不像山寨水泊中人，只凭自然驱使。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