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推出习近平特稿 披露家庭生活细节

传下基层的“四下基层”要求。到福州后，他建立了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制度，走遍福州五区八县。他曾经带领福州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件问题。后来他又在浙江大力推行这项制度。他说，“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准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2003年9月，他带着浙江省三级主要领导，到问题多、矛盾集中、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浦江县接待来访群众，并明确要求预先告示、广而告之。以浦江下访为序幕，浙江全面开展了领导干部下访活动，全省各级普遍建立了领导下访的长效机制。

　　200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长广煤矿浙江矿区，乘罐笼下到近千米的井底，弯腰弓身沿着低矮狭窄的斜井走了1500多米，来到采矿点看望慰问在井下采煤的工人。

　　习近平很重视通过新闻媒体同群众进行交流。他曾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专栏上发表了232篇短论，以平等交流的语气，及时回答现实生活中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浅显易懂地讲道理，很受欢迎。群众说这是“用大白话，谈大问题”。

　　习近平待人宽容厚道，但在涉及群众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又非常坚持原则。他常说，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在宁德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宅时，针对干部存在的一些为难情绪，他严厉批评，拍案而起：我们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主政浙江时，他大力推进干部作风建设，一年时间里，有许多干部就因为不作为而受到处分。

　　习近平又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他不忘师恩，每逢过年都会给老师送上问候和祝福；他尊老爱幼，在正定时把县里第一辆小卧车让给老干部用，还特地设立了老干部病房和活动室；在福州时他长期资助家庭困难的孩子读书，直到他们走上工作岗位。

　　多年不变的深耕基层、踏实亲民的作风，使习近平在广大老百姓中赢得“平民书记”的赞誉。他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

　　“功成不必在我”

　　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宣示改革决心，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广大干部群众眼中，习近平是一位思想解放、眼界宽广、目光长远的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者。

　　在中国经济特区之一的厦门工作时，他领导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成为厦门此后发展规划、实施计划及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他担任市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导机构负责人，研究制定了推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主导协调解决了计划单列涉及的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为厦门长远发展争取了许多有利条件。

　　习近平认为，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在河北正定时，得知《红楼梦》电视剧组在寻找外景基地，习近平看到潜在的商机，主动上门洽谈，力排众议，说服有关部门和县里投入大笔资金在正定建设拍摄基地“荣国府”，并修建荣国府旅游景区。荣国府在建成当年的旅游及门票收入就达1000多万元，不仅收回投资还有盈利。而此时，他已离开正定到了厦门。他创立的“正定旅游模式”让正定后来受益很多。在《红楼梦》拍完之后，又有17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拍摄，高峰时每年有130多万人次参观游览。

　　他在1992年提议并主持制定的“福州3820工程”，分3年、8年、20年提出了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步骤与措施等。当年确定的主要目标早在几年前就已全部实现，洽谈引进和开工建设的一批特大项目如冠捷电子、中华映管、东南汽车、南方铝业等，带动和培育了一批富有特色的产业群，为福州近20年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至今仍是福州的领军企业。

　　担任福建省省长时，习近平在2001年率先开展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的专项工作，得到老百姓广泛称赞。

　　习近平在1999年率先提出要建设“数字福建”，2000年省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作出相关决定。他担任了“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十多年来，这张看不见的“网”逐步四通八达，覆盖了居民生产生活、公共行政服务、城市管理等方方面面，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到2010年，福建是全国唯一一个实现全省医院就诊“一卡通”的省份。

　　2002年，他对武平县的林改工作给予肯定和支持，福建由此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来成为全国林改的标杆。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习近平十分重视生态保护，提出要把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让生态自然造福子孙后代。针对福建长汀水土流失严重问题，他于2002年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随后福建成为全国第一批生态建设试点省。经过10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长汀百万亩荒山重披绿衣，福建也成为全国唯一的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

　　2002年到中国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浙江工作后，经过大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2003年提出并组织实施“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重要举措”的“八八战略”，为浙江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针对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他形象地提出“两只鸟”论，要求浙江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凤凰涅槃”。“腾笼换鸟”，就是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腾出发展空间，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凤凰涅槃”，就是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

　　2004年，他在浙江推广武义县在村支部、村委会之外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建立了村级权力的制衡机制，实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村务监督。村民自治在共建共享中推进，基层民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农村生活常态，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实现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按照老百姓的话说，“这个机制简单得很，就是能让我们看着村干部，不让他们乱来。”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

　　他还提出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并形象地用“三老”经济来比喻，即：浙江经济是传下来的“老祖宗”经济，因为自古以来浙江就有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文化传统；是逼出来的“老天爷”经济，因为老天爷给你的自然资源紧缺，就逼迫你必须学会“无中生有”，走出去“闯世界”；是创出来的“老百姓”经济，因为浙江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同时又强调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借船出海、借梯登高，主动接轨上海，与江苏等邻近省市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直接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促进了整个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2007年，习近平主政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到上海后，他继续倡导力推长三角一体化。在谋划上海未来发展时，他提出，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也绝不可以独惠其身，必须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上海要当仁不让地做好长三角的“龙头”。

　　他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上海城市精神”中，增加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八个字。上海媒体评论说，这不仅切中了上海舒筋活血之穴，为“上海城市精神”扩了容，更是一次上海向“外面的世界”深思熟虑、更高层次的姿态表达。许多外地的干部群众也纷纷感叹道，“上海变了”。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仅15天，习近平就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表达了以实干托举中国梦的决心。

　　为更好落实实干精神，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约法八章”，承诺多到群众中去、轻车简从、开短会、讲短话、减少交通管制和厉行勤俭节约等等，获得海内外广泛好评。

　　“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习近平一贯强调真抓实干，要求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他始终认为，不抓落实，再美好的蓝图也是空中楼阁。

　　在河北正定时，习近平提出，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很重要一条就是要实实在在念好“人才经”。他为此多次亲自出面寻访“千里马”，亲自拟写制定面向全国的“招贤榜”。

　　1983年初，寒冬腊月，习近平和时任县长的程宝怀专程到石家庄市寻访一位研发医用化学品的科研工作者。因不知道对方具体住址，他们就挨家挨户询问，到了晚上十点多还没找着，习近平就扯起嗓门沿着大街小巷高喊对方的名字，才找到人。他们一直谈到凌晨，对方当场答应，很快携带科研项目落户正定，一年就为正定带来30多万元的利润。

　　同年，习近平主持制定发布了打破传统观念、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并广而告之，《河北日报》以“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为主题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一时引起全省轰动。他还向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和部分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发出100多封“求贤信”，并亲访面邀了几十名专家。不到两年，正定就引进各类人才683人，并聘请到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等53名全国知名专家担任县经济顾问。

　　要实干，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在正定时，习近平曾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顶着压力，如实向上级反映征购粮食负担过重的问题，争取到粮食年征购量减免2800万斤，使正定得以减轻负担，卸下包袱，轻装前进。

　　到福建宁德后，习近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针对“大黄鱼之乡”的独特优势(大黄鱼在宁德产卵)，他提出要充分利用，集中资源进行科研攻关，解决大黄鱼不能人工养殖的问题。在他大力推动下，大黄鱼人工养殖成功，大大增加了当地农民收入。

　　习近平强调党政机关办事要“以便民为本”。在福州，他推行“特事特办、马上就办”，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吸引了大批台资企业，带动了福州经济发展。1992年，他在全国率先选择12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移植三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他还推动编辑出版《福州办事指南》和《福州市民办事指南》，方便了外商投资经商和市民生活出行，提高了办事效能。

　　2000年，习近平在福建率先倡导和推动机关效能建设，并担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他提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不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腾出手来把该管的事管好，建立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截至2001年底，福建共减少行政审批事项606项，占审批事项的40.4%。2001年，福建在全国第一个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全省所有的县(市、区)都推行了县级政务公开；还实施了效能告诫，严格机关管理，营造“敬业有功，怠业必惩”的氛围；设立了效能投诉中心，给老百姓一个说话的地方，被称为党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2002年8月，习近平通过中央媒体向全国总结推广“以市场为导向、以诚信促发展，立足本地优势、强化政府服务、发扬拼搏精神，通过激活民营经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晋江经验”。同年，他又结合对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提炼出“高位嫁接、重心下移、夯实农村工作基础”的思路，以及选派科技特派员、村党支部书记和乡镇流通助理下乡的工作机制。“南平机制”在福建的推广，进一步密切了农村干群关系，在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不跑上层下基层、不看关系看政绩”的导向。

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推动了“平安浙江”、“绿色浙江”、“文化浙江”、“法治浙江”和海洋强省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