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常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发挥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源泉。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以经济手段或制裁方式进行国际关系博弈,并不是最高明的做法,且其负面影响也是多重的,对中国经济自身更非好事,还是应当尽可能少用、慎用。近期,中国若强化对日本进口商品实施通关检查等手段,对中国的声誉也会造成损害,可能导致海外投资减少以及部分消费低迷,给进入下行通道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风险。
一些经济界人士呼吁:日本应尽快化解钓鱼岛危局,以免中日两国陷入贸易战的双输困局,从长远看,双方在产业投资领域还有巨大合作空间。
撤离者小步加速
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减弱,新劳动合同法、两税合并等政策因素,加上土地和租金因素,增加了部分日本企业将投资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可能性
感受到两国关系凉意的部分日本企业,近期更加关注中日经贸面临的多重风险,一些企业选择了逃避。
日本佳能(微博)公司驻香港一位不愿具名的营销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平常担心的‘中国风险’(China Risk)以最具戏剧性的方式得到印证,无论如何,地理这么近的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出现这样的关系很糟糕。”
据悉,佳能公司短期内虽不会关停在中国大陆的工厂,但会考虑增加对中国台湾地区、缅甸及越南的投入,特别是缅甸最近的政治形势趋稳,其明显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让部分日本企业加快了产业转移和投资变动的步伐。事实上,“这些考虑在这次风波之前就有了”。上述佳能公司营销人士说。
包括佳能、松下等在内的一些日本大公司,自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建厂。获得中国市场成长硕果的同时,这几年中国的人力及其他商业成本的逐步升高,也令这些企业开始谋划,是否将工厂迁出中国。熟悉这些日本企业的分析人士称,今年的钓鱼岛事件,或许会对部分日企计划中的工厂外迁起到加速的作用。
在日本经济和企业界,有关中国经济因素的讨论持续经年。近几年,中国的人力成本每年以15%-20%的速度攀升,令曾经历过类似劳动力成本上升阶段的日本企业极为敏感。“不调整在华发展模式就要搬迁走人。”津上表示。
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减弱,新劳动合同法、两税合并等政策因素,加上土地和租金因素,增加了部分日本企业将投资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可能性。
日本民间机构的数据显示,日本对包括越南、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投资额迅速上涨。今年前八个月日本对越投资43.3亿美元,占外商对越投资总额的51%。预计日本对越投资还会增加。
事实上,2011年越南和日本的双边贸易额达21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5%,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120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将达300亿美元,2020年将达400亿美元。在一些制造产业,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很可能部分替代中国成为日企外迁的首选。
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与东南亚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在制造业方面仍有综合成本优势,但如果因为一些非理性因素而对日本在华工厂的设备和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按照日本人的求稳心态,会考虑暂时停工乃至逐步撤离。
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同时房地产政策抽紧,基础设施建设和高铁项目等也一度收缩,对日本装备制造业的总体需求在减弱,若有经济制裁,对中国影响不大。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今年日本对俄罗斯、巴西、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投资逐步增加。日本甚至采取30年前对中国投资的方式,投资并提供低息贷款给菲律宾等国家购买日本大型机电,而让对方以石油等资源还贷。
在日本经济和企业界,最近几年来,随着非经济领域争端的不时出现,从 “靖国参拜”到“渔船冲撞”,从“南海争端”到钓鱼岛“国有化”,日本企业经历数次波折后,没有对日本政界施加积极影响,而只是采取有进有退的战术——将“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即“中国+1”方案,在中国投资的同时,投资印度、巴西、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分散风险。
《日本经济新闻》近期报道称,日资企业受中国工人工资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本已在商讨推行“中国+1”战略,即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今后考虑到日本对华投资的多重风险,日企可能加快类似转移动作。
在日资企业考虑收缩中国战线之际,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近日纷纷加大吸引日企投资的活动,试图从中国分一杯羹,这也让一些短视的日本企业感到庆幸。
坚守者着眼长远
虽然日本企业在中国经常遭遇人际关系等无形壁垒,但中国市场之巨大,同时具有销售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双重效用,令许多日企无法舍弃
形势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坏。从中国东部沿海日企聚集区域的情况来看,准备撤离的日本企业,多是长期以中国作为其廉价生产基地,它们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最为敏感。而更多日本企业认为,中国具有销售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双重效用,因此仍需长期坚守。
以日产汽车公司为例,去年日产中国的汽车产量甚至高于日本本土。此外,近年来日元升值,在日本寻找供应商的成本进一步增加,而很多日本汽车公司出口到海外的车,多是从中国进口一部分零部件组装后,再整车出口。日产公司在中国之外生产的车型中,平均20%到30%的零部件依靠从中国进口,有的甚至高达30%到40%。
日产中国上海分部一位资深人士表示,日产暂时不会把零部件业务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一是中国大陆工厂的生产技术和水平娴熟,普遍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二是他们多得到中国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如果现在转移,日产在中国的合资工厂就会失去最好的增长环境,也有损于日产两年来在中国的布局,所以,“不能让一时影响全局”。
丰田汽车公司则明确表示,将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本土化。汽车业分析师王祺峰认为,丰田在中国的颓势以及大众、通用对市场份额的强夺,使得它下定决心要主攻中国市场。
今年丰田在中国市场明显加速本土化步伐。7月30日,丰田成立了丰田汽车常熟零部件有限公司,总投资2.85亿美元, 还计划在天津开设新工厂,把在中国的年产能拉升到100万辆,以便与在中国的销售目标匹配。
不过,丰田中国宣传部课长徐一鸣表示,本来今年丰田还要力推“云动计划”,但因为近期局势不好,眼下“云动计划”和新工厂的推广活动暂时搁置。但在丰田内部,深耕中国的战略规划不会有变,执行时间表的调整无碍大局。
“不到中国能到哪里?” 津上俊哉表示,虽然日本企业在中国经常遭遇人际关系等无形壁垒,但中国市场之巨大令许多日企无法舍弃。“尽管日本企业的这种选择有些无奈,但出于赢得利润、利益的目的,它们还是会选择中国,特别是生活消费类行业。”
日本最大的服装零售商迅销公司,几年前就看好中国城市消费者的巨大购买力,将中国定位为其全球重要的终端消费市场之一。
2010年,迅销公司提速了海外扩展计划,为了超过GAP和ZARA,成为世界最大的服装零售商,该公司计划在其后三年内,每年在日本以外地区新开200间到300间店铺,其中每年在中国将增加100家新店,这个数字几乎是过去十年迅销在中国开店数的总和。
迅销市场部负责人董春芳告诉《财经》记者,他们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在中国的开店计划也没有变化。
9月18日当天,迅销像部分日本在华店铺一样,将涉日活动比较集中的中国城市的19家零售店暂停营业,两天后即全部恢复营业。9月26日,迅销公司CEO柳井正表示,“我们对中国市场的观点完全没有改变,并将其定位为一个生产基地。”
另一家日本日化企业狮王,则计划在2015年内将牙刷、牙膏的生产规模扩大到2011年的3倍以上。为了配合洗衣液的市场拓展,其还将考虑在上海或广州的周边地区扩张产能。
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在海外对华投资普降之际,日本对华投资仍增长16.2%,日本还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表的《2011年中日贸易统计分析报告》数据也显示, 2011年中日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14.3%,达3448亿美元,其中自中国进口1834亿美元,增长20%,对中国出口1614亿美元,增长8.3%,三者皆创历史最高水平。
该报告指出,中国仍保持着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的地位。一句话,日本离不开中国。
经济战代价沉重
中国在中日双边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若中国真的进行所谓的贸易制裁,减少中低端产品向日本的出口,则东盟国家等竞争者随时可以替代中国,日本并不会真正受损
或许正因为中日经贸仍然数额巨大,近期中国一些城市的抗议者要求“抵制日货”,部分主张中日经贸对峙的人士,还制作了列有三得利、丰田、索尼等40个应予以抵制的日本知名品牌的清单,若全部兑现,涉及的销售及贸易金额将是天文数字。
不过,针对此抵制呼声的反对声音随之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抵制的是中国工厂,损害的是中国工人的福利。”中国社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财经》记者表示,“经济反制损人一千,自损八百。”
哈佛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威利·史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在零部件供应网络全球化的当下,很难分辨哪一件产品是哪里制造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贸易人士表示:“很难分辨什么是日本制造,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抵制日货。”
9月中旬,恰好在北京进行工作访问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也对《财经》记者表示,在目前全球贸易价值链中,区分进口和出口没有什么意义,真正重要的是经济如何增长、增长多少,以及如何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中去。
一些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不赞成所谓“抵制日货”的呼吁。他们担心这种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会导致部分比较敏感的日企加速撤离中国,并让在华日企投资意愿降低,这将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受损害的将是相关地区的经济和就业。目前,日本在华企业大约2万家,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的中国就业人数近1000万人。
青岛市商务局投资处一位官员对《财经》记者表示,他们很担心日资企业大规模撤离,最近在密切跟踪,尽力做好沟通协调工作。青岛近年打造的中日韩经济合作区发展得如火如荼,东急不动产株式会社、新快(日本)株式会社等日本企业是其大力招商的对象。
中国商务部和日本贸易振兴会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在中日双边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显示中国对于日本产品的需求较大。日本出口中国的货品中,中高端及高科技产品较多;中国出口日本的产品中,中低端产品比例较大。
一位贸易研究专家提醒,若中国真的进行所谓贸易制裁,减少中低端产品向日本的出口,东盟国家等竞争者随时可以替代中国,日本并不会受损太大。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对《财经》记者表示,日本对华出口绝大部分并非消费品,而是以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居多。具体分类看,中国自日进口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为938亿美元,占48%;贱金属及其制品(钢铁铜镍铝等)208亿美元,占11%;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为180亿美元,占9%;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乐器为168亿美元,占8.6%。几项合计已占中国自日进口总额的76.8%。
在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域,日本占据着关键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主要供应者的地位,这种地位在汽车、电子等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日本电子材料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70%;日本是面板模块驱动IC贴合所使用的异方性导电胶(ACF)全球最大生产国,仅日立化成一家公司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日本厂商信越、SUMCO供应了全世界50%以上的半导体硅晶圆。因此,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产品不容易找到替代货源,不少产品目前甚至完全没有替代货源。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贸易专家们还提醒,近年来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量逐增,主要因为约73%以上的在华投资企业将在中国境内加工的产品出口到本国市场。
从中国加工贸易比重角度分析,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对日出口总额的54.1%,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中,用于中国本土市场消费的只有50%,大部分在中国加工完成后返销日本或其他国家。
因此,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产品中,实际上含有大量进口成分,如索尼、松下等企业在中国设厂,从日本进口零部件组装成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等,然后返销日本及欧美国家。“数据分析足以充分显示,不分青红皂白地抵制日货,将对中国制造业产生何种损害。”梅新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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