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澈甘甜的丹江水是命脉,给沿线城市带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能。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就在40年前,10万邓州民工奋战在陶岔工地,8年时间里,他们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智慧乃至生命,建成了4.4公里长的引渠、陶岔渠首闸、8公里长的引丹总干渠以及下洼枢纽,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时,说出了日后改变中国水利版图的想法:“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若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用政治家的宏伟气魄,勾画出改造中国壮丽河山的设想:“打开通天河、白龙江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
1958年,国家在豫、鄂边界的丹江汇入汉江入口处,建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1967年,丹江口电站的第一台机组要发电,因而丹江口水库需要下闸蓄水。但在水库蓄水之前,必须把引水渠和渠首闸建好。根据工程总体规划,渠首闸开启之后,丹江口水库的水要实现全线自流。然而,北高南低,要想做到全线自流,渠首的位置至关重要。
考察队首先是看了湖北老河口和丹江口水库,接着到邓州境内看张泉、陶岔、王岗三个备选渠首。经过一系列的论证和勘查,专家最终决定将渠首闸修建在陶岔。陶岔是造山运动之后形成的,处于西部山地和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北边是汤山,南边是禹山,渠首闸刚好可以建在汤山和禹山中间的垭口。
1968年冬,邓州率先组织5000多人,用30天时间修建了5000多间茅棚,并建起了粮库、煤场、供销社、医院、汽车站等,各项前期工作准备就绪。1969年1月,邓州又抽调500多名干部,组织2万名农民工,从几十里甚至一百多里外,用架子车拉着棍棒、柴草、棉被、红薯等原始工具和生活用品,浩浩荡荡开赴渠首陶岔。
陶岔工程一上马,农民工们就展开了一场“住草棚、喝黄水、吃窝头”的苦战。由于工棚是冬天用黄胶泥冻土搭建的,到了1969年春天天气转暖,几十个人一座的工棚里到处是泥水,热气不断蒸腾,农民工们就睡在这潮湿、闷热的工棚里。几万人吃水靠挖土坑、淘土井,但出来的是黄泥水,凑合着澄一澄再用。一天三顿饭,几乎顿顿是红薯面窝头加高粱面汤,不少人得了严重的胃病。尽管条件艰苦,但在绵延20多里的建设工地上,彩旗招展,人山人海,到处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南水北调、引汉济黄”的大幅标语。农民工们挥镐挖土,肩挑车拉,挥锤打钎,开山炸石,口号声此起彼伏。
1969年1月,来自邓州的农民工迅速增加到4.2万人,半年之后,其他6县农民工全部撤回,而邓州的数万名农民工仍坚守在建设一线,直到1974年8月16日工程通水。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农民工们依靠胆识和聪明才智,利用原始工具,发明了挖“神仙土”“爬坡器”“飞车”等方法,大大提高了工效。曾参加过工程建设的屈泽江回忆说:“挖‘神仙土’就是在土方上边开一道口子,然后在口子的底部掏进去几尺深,再从上面用一行钢钎砸下去,让人用锤往下别,一批土别下去,就有几十车。”挖“神仙土”虽然高效,但有极高的危险性,往往下边的农民工在掏土时,上边的土就塌了下来,不少农民工因此致残或牺牲。农民工李显勇为救工友被土方砸死,农民工秦永顺为排哑炮,一只胳膊被炸掉……
1974年8月16日,陶岔渠首举行隆重的通水典礼,数万人参加。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清凌凌的丹江水翻腾流出,人们纷纷奔走相告:啥时能流到北京,让首都人民喝上丹江水该多好啊。
渠首工程是邓州人的心血工程,邓州人民勒紧裤腰带,竭尽全力支援前方。8年时间里,邓州投工投料投资1.3亿多元,是国家投资的2倍以上,按现价计算近10亿元。包括灌区在内共计完成土石方3470万立方米,若筑成1米高、1米宽的墙可绕地球一周半,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5.5万立方米。
为了陶岔工程,邓州绝大多数生产队很少建房;为了陶岔工程,有的夫妻并肩,有的兄弟同行,有的祖孙三代一起上。他们中间,上千人致残,百名民工的血肉之躯永远埋藏在渠首两岸……邓州人民用“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甘于牺牲、无私奉献、为国分忧”铸就了伟大的“渠首精神”。
邓州人民不仅修建了陶岔渠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还前后接纳了数万多库区移民。为支持淅川县“移民后靠自安”的要求,1972年冬,将原属于邓州的厚坡、九重两个镇万亩土地划归淅川。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移民搬迁中,邓州奉献万余亩良田、兴建移民社区接纳移民。从2008年12月启动移民建设试点,到2011年8月顺利完成移民迁安任务,邓州各级移民干部用心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移民大搬迁的壮歌。
2013年2月19日18时,随着震耳欲聋的轰响,南水北调中线渠首老闸被拆除。在老闸旁边,一座新闸已经伫立在世人面前。2014年12月12日14时32分,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