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恒礼
春节，古称元旦、元日、元正、新年，是以辞旧迎新为主题的传统佳节。“春节”作为正式名称出现较晚，1913年袁世凯北洋政府率先在公文中用这一概念取代农历元旦，逐渐流行开来。春节习俗至迟在汉代已出现，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正月初一，人们“躬率妻孥，洁祀祖祢”。敬罢祖先，家人围坐向长辈敬椒酒，初步形成祭祖和给长辈拜年的习俗。自那时起，春节伴随华夏儿女度过了两千多年的美好时光，一路走入二十一世纪。
一百年前，如果有人说春节会衰微，春节需要“保卫”，定会被笑掉大牙；一百年后，当学者们开始呼吁“保卫春节”，越来越多的民众心有戚戚焉。如今，“年味”变淡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似乎有理由为春节的未来担忧。我们会失去春节吗？过春节对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传统节日如何适应快速转型的现代社会？辛丑春节到来之际，探讨这些问题不是没有理由的。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代表，与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一样，亟须转型。
春节习俗形成的原因
（一）黄河流域农耕文明自然演进的结果
黄河文明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以种植代替渔猎，农作物生长离不开日照、水源和土壤，掌握农时成为刚需。《尚书·尧典》记载，尧在位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说的就是古人观天文，制历法。如果说后人对《尚书》记载的真伪尚存争议，近年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古观象台的发现则证明了《尚书》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尧的时代，黄河文明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力极度落后，当时的人们居然还有“闲心”观测天象，目的自然是为掌握农时。只有制定历法，掌握农时，粮食生产才能顺利进行，人类方能获得稳固的食物来源。
传统历法的产生为春节诞生奠定了基础。春节之所以成为岁首，与太阳运行规律有关，此时太阳正返回北回归线，黄河流域天气转暖，日照时间变长，农作物具备了播种条件。若以日影变化规律论，冬至为岁首最合适，然日影最长之时，黄河流域尚天寒地冻，无法进行农业生产，这就是为什么古人最终将岁首定在春季，“一年之计在于春”，岁首设定完全符合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规律。
（二）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必然要求
秦汉以降，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由分裂走向统一。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对于春节的形成至关重要，大一统实现了两个统一：一是空间上的统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二是时间上的统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种族，生活在同一套时间制度下，形成共时状态。共时性生存对于春节的形成意义巨大，我国幅员辽阔，南北相距五千多公里，跨四五个气候带，当黄河流域春风拂面，长白山正白雪皑皑，南方的海南岛则烈日炎炎，气候差异如此巨大，却不妨碍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过春节。
（三）中国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生活节律
人类是有自主意识的高等级动物。人需要劳动，也需要休息，休息和娱乐的需要为春节习俗的产生提供了动力。春秋战国时期，子贡看到老百姓在春节期间行为乖张，非常不解，问道于孔子：“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答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的意思是，人类有自己的生活节律，可以用“张”和“弛”来概括。劳动是“张”，休闲是“弛”。“张”与“弛”结合，才是生存之道。孔夫子的这番话，道出了春节习俗产生的奥秘。
综上所述，春节习俗不是古代圣贤的创造发明，也不是帝王的心血来潮，它是华夏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是亿万民众在征服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生命律动。
春节习俗面临的挑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便开启了转型之路。社会转型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二是从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体制转型。社会转型对于春节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春节的岁首地位遭遇挑战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西方列强优势地位的威逼下发生的，最初的转型就是学习西方，向西方看齐。为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放弃了使用两千多年的农历，改用西历，改历的初衷便是为“进于世界大同”。民国改历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尽管民间仍视春节为岁首，但春节的岁首地位失去了合法性支撑。民国政府为推行西历，规定春节不放假，甚至禁止民间售卖农历。行政力量对农历的干预，削弱了春节的传承基础。
（二）固步自封的节日传统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春节习俗却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一方面春节习俗在社会发生转型后几乎没有改进，以过节方式来说，在传统农业社会，春节主要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这种做法与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关，由于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所以人们更加重视家庭、血缘和亲缘关系。工业化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协作早已超出了血缘和亲缘关系范畴，春节期间的年俗活动并未跟上时代发展，仍局限于家庭和家族内部，于是就出现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各自埋头发朋友圈的情况。再比如鞭炮、春联等节日用品，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改进，甚至连春联上的吉祥语都很少发生变化。春节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然发生变化，旧习俗如果不能跟上新时代，脱节和不适应就变得越发显明。
（三）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
在传统社会里，日子缓慢而悠长，人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准备春节的各项庆祝活动。有的地方从腊月就开始筹备过节，所谓“腊八祭灶，年下来到”是也；有的地方要到整个正月过完，庆新年活动才算结束。如果从腊月算起至正月底结束，筹备和庆贺新年的时间长达两月之久！这种缓慢节奏岂是惜时如金的现代社会所能承受！如今，中国人通常能接受的春节时间已经缩短至7-8天，随着生活节奏加速，节日时间还会缩短，程序也将进一步趋于简化。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还体现在居住方式上，大家庭越来越少，家庭规模小型化成为趋势；聚族而居越来越少，分散居住成为常态，这些变化无疑都会对传统春节习俗造成冲击。
（四）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
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同质化现象日益加深。外来节日新奇、浪漫、时尚，对中国的年青一代有很强的吸引力。西方节日具有排他性，会对本民族的传统节日造成冲击。外来节日对民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民众传统的行为习惯，一部分民众会放弃自己传统的节日；二是借传统节日之名，推外来节日之实，与传统文化争夺受众。
春节作为“节之大者”，其地位和影响力目前仍然不可撼动，但是遭受冲击，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关于“年味”变淡、春节可能“消失”的话题即由此而起，我们不必过于悲观，同时也应正视春节习俗遇到的问题，从尊重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出发，积极寻求对策。
春节习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节日，最后却退出了人们的生活，例如寒食、上巳。春节能历经两千年而不衰，其魅力何在？其价值又体现在何处？
（一）春节习俗是中华民族的标识性文化
春节是全体中国人的节日，是中华文明在节日领域的典型代表。首先，从时间上说，春节是古往今来所有中国人的节日；其次，从空间分布上说，春节习俗不仅分布于祖国版图内部，还广泛分布于中国周边的汉字文化圈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到海外工作和生活，春节习俗呈现全球扩张趋势。在很多国家，春节是外国友人了解中华文明的窗口，也是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现魅力的重要契机。春节习俗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文化。
（二）春节习俗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方学者很早就发现，中国人虽然也有宗教生活，但并不会为某一宗教教义所束缚。儒、释、道三教混元，彼此之间既不排斥，也不冲突，毫无违和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宗教信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工具理性，真正作为中华民族价值理性基础的是深厚的民俗文化土壤，日本学者渡边欣雄称之为“民俗宗教”。春节习俗就是中国人的民俗宗教。春节期间的节俗活动围绕一系列祭祀展开，人们祭天，祭地，祭祖先，拜灶君，接财神，游火神，迎天官，忙得不亦乐乎。春节由此具有了神圣性，充满了仪式感。中国人不需要像西方人那样定期去教堂。因为中国人的神圣空间不在别人家的院子里，而在自家房内，一年一度的春节带给中国人心理慰藉和精神升华。
（三）春节习俗帮助中国人实现周期性的社会动员
春节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物资供应到人口流动，从生产到生活，再到旅游休闲、文化娱乐，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足以压垮其公共服务体系。唯独在中国，一切都井然有序，仿佛有一台超级计算机让所有的准备工作自动化、程序化。毋庸讳言，一年一度的春节也给我们添了一些烦恼：“春运”，被挤爆的商场和景区，质次价高的年夜饭和永远无法令人满意的“春晚”。但从总体上看，这种周期性的社会动员利大于弊，它让国家和民族总是保持适当的张力，增强了随时应对危机和挑战的能力。
（四）春节习俗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春节是全民消费季，连“杨白劳”都要给女儿买根红头绳。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喜欢储蓄的人群，储蓄率高的反面是消费意愿不强，在外向型经济时代，高储蓄率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美德。一旦经济转向内循环，如何刺激消费，就成为令经济学家头疼的问题。春节为刺激消费提供了契机，为提高节日生活品质，人们毫不吝惜地大把花钱，形成消费高峰。改革开放以来，除了物质消费逐年增加以外，人们在节日期间精神消费方面的投入也不断增大，这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意义重大。
春节的长盛不衰不完全是文化惯性使然，而是因为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还是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春节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春节习俗应该如何转型
春节习俗之所以遇到挑战，是因为民俗文化的止步不前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脱节。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要通过实现节日习俗自身的转型。这种转型概而言之，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传统民俗节日向国家节庆文化体系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春节文化建设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每届春节，国家领导人发表新春贺词，政府举办春节团拜、联谊会、联欢会等，企事业单位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起到了活跃广大人民群众节日生活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四十年，似乎并不存在“年味”变淡的问题，也没有人担心春节会消失。所谓“年味”变淡，主要发生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随着中国开启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关于“年味”淡化的议题才开始流行起来。究其原因，是因为实现经济转轨之后，原先有国家和单位承担的文化职能开始推向市场，而市场又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将春节简单视为文化传统，而非文化资源。传统虽然得到了延续，却没有充分地开发利用。就春节在群众中的深厚基础而言，只要加以开发利用，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奇效。这比花大力气去打造新节日，更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可。
（二）从民间自发的辞旧迎新向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过渡
传统乡土社会，春节期间的公共文化服务主要由会社和宗族来承担，以祈求农业丰收和自娱自乐为目的。无论是从节日主题，还是从内容上看，都与现代民众的节日需求相脱节。现代民众的节日需求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春节也应当变成一个主题多元化的节日，除了原有主题外，还可以根据现代社会需要，衍生出新的主题。春节还可以是购物节、戏剧节、音乐节、体育节、健康节、孝顺节、爱情节。主题的多元化，有助于春节赢得最广泛的民众支持和参与，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爱好，获得乐趣，收获喜悦和满足。过春节的形式也应该多种多样，逛庙会，洗温泉，登山，滑雪，远足，一切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家庭和睦的过节形式都应该得到提倡，提升节日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三）从以小家庭为单位过节向邻里、社区、社会集体过节转型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城镇化趋势越发明显，城镇化在提升社区居民生活品质的同时，不可避免带来人际关系的疏离。一方面，楼上楼下，老死不相往来，这不是一种良性的社区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也对我们的社会构成了挑战，万家团圆时刻，鳏寡孤独的老年人如何过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只有打破以小家庭为单位的传统过节方式才能解决上述问题。应当鼓励和扶持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社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让春节不再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让久违的温情与热闹重返人们的节日生活。
春节不是过时的文化包袱，而是一笔高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先辈留给世界的一抹灿烂笑容，走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中华儿女应当带着这抹笑容去拥抱世界，拥抱春天。
（作者系河南大学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河南大学-河南日报黄河文化智库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