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泉和剧中饰演的人物原型在一起。
这是不可能拒绝的一部戏
2019年,袁泉跟张涵予在刘伟强导演的《中国机长》中分别饰演乘务长毕男和机长刘长健,影片公映后,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巨大成功。此次听到《中国医生》要开拍的消息,袁泉主动请战,在她看来,“这是不可能拒绝的一部电影,它的价值超出了电影本身。”而当时,连剧本都没有写出来。
去年武汉疫情发生的时候,袁泉身在北京,但她有同学、朋友和老师在武汉,她的心始终牵挂着,“每天从新闻或各种渠道,接收来自湖北的信息,我觉得那段时间大家是共同度过的。”
作为一名医生,文婷在片中有大量做手术的镜头。影片开拍前,剧组专门请来医护人员跟剧组人员同吃同住148天,给演员们做培训,解答医学上的疑问和技术上的难点。袁泉发现,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特别坚定的力量,特别乐观,特别质朴,“他们让你相信专业的力量,拼尽全力,把接到的每一个病人安排好,这就是职业精神。”
除了技术,袁泉还会向医生们请教,“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坚持下来?在手术当中出现了问题,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怎样去寻求帮助,最后把这个手术圆满完成?”在她看来,当医生需要有很强的心理支持和自我修养。
穿防护服像披战袍打仗
以往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往往给观众一种一切尽在医生掌控的感觉,虽然看起来很帅,但并不真实。这次拍摄《中国医生》,袁泉完全没有这种掌控感,她甚至很多次都有种恍惚的感觉,“了解得越多,越觉得它不可控,拍摄的整个过程中,会觉得这些医生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那种帅,是一种非常职业感的呈现。我在整部戏里都试图去靠近,但这太难了。”
虽然是演戏,但每场手术都是严格按照真实的手术步骤来,最难的是给病人上ECMO(体外膜肺氧合)、给病人做插管。“很多手术都是在突发状况下进行的,要迅速去做判断,确定要给病人做什么,才可能救命。我有时候会想,医生的每一个判断,都关系到病人的安危。他们得有多么强的专业、经验以及信心,才能坚持下去。”
袁泉记得,几乎每天开拍前,要先穿好防护服,有时中间休息的时候,也不能脱,“换了衣服,人一下就舒服了,舒服下来的感觉可能就不对了,所以还是会接着穿。”最长的一次,袁泉整整穿了8个小时防护服没有脱,而她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她说:“穿上防护服拍戏,内心的感受真的不一样,就像是披着战袍去打仗的状态。”
有一天拍摄前,袁泉觉得自己一条腿的韧带有点疼,但拍摄一开始,一下子就感觉不到了,等到上午拍完,休息了一个小时后,这种疼痛感又回来了,“我在想,医生们也一样,他们做手术时,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自己的身体,身上的疲惫好像消失了。有的大夫甚至36小时都没合过眼,一个病例接着一个病例处理,就是奋不顾身的感觉。”
在拍了《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后,她对不同领域的专业充满了敬畏,“你会觉得每个职业都很神圣,这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特别难得的经历吧。”
戴着口罩眼睛成最大表演窗口
从进组第一天,袁泉就决定要抛开以往的表演经验,“因为它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走进医院里,看到这些医务人员的状态,它是不具有表演性的。”比如在化妆上,就不能把头发弄得太整齐,“因为文婷的精力全部都在救人上。”演员们几乎全程戴着口罩,脸上有多条清晰的勒痕。有时候防护服穿得太久,全身都湿透了,“虽然跟当时的医务人员相比,肯定到不了他们那个状态,但也能感觉到,在疲惫不堪的时候好像更接近他们了。”
“在这个戏里,任何的舒适感跟角色都是不搭的。”袁泉觉得,戴着口罩演戏,眼睛就成了最大的表演窗口。在别人看来,她的眼睛大是一个优势,但她自己反而要更多地控制住情绪,“医生这个职业,是不允许有太多个人情绪流露的,对我来讲,反控制其实是一个难题。”至于如何才能不让情绪泛滥,答案是:别慌,“拍这个戏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沉住气,不慌,但不慌是不太可能的。”
虽然演员们都拼尽全力,但袁泉也承认,要想还原医生们的真实状态,不可能,“只能尽全力去接近。作为医务人员,需要具备的一些心理素质,是常人没有的。这可能也是我在整个电影拍摄当中一直想要去体会,又觉得差得很远的地方。我想文婷这个角色,就是在疫情当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全力,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拍完《中国医生》,袁泉对医生的尊敬又多了一分,“千言万语一句话,他们真的太伟大了!”记者 王金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