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述
不同以往的南陈北李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这段历史中的陈独秀、李大钊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有所展现,而《觉醒年代》中的“南陈北李”有很大不同。
重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通常围绕历史事件展开人物刻画,但《觉醒年代》则是展开多重视角的叙事,通过大量家庭戏,从父亲、丈夫的人物身份来反映陈独秀、李大钊的人物性格。比如剧集用了不少篇幅呈现陈独秀与两个儿子之间的父子矛盾。表面上看,这是家庭矛盾,更深层次表达的,是革命者对“家”与“国”不同的取舍态度。这种从家庭视角展开的讲述,戏剧冲突合理,人物关系生动,让观众在角色的性情中,感受人物的饱满和可信。有观众表示,特别喜欢看他们父子三人“拧巴”的戏份。
剧中的李大钊是无可争议的典范,他的质朴、坦荡、率直不但可以从人物衣服粗线条的质感中感受到,还可从家庭生活的称谓中感受到。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相差六岁,剧中李大钊管刘琳扮演的妻子赵纫兰叫“姐”,赵纫兰叫李大钊则唤小名“憨坨”。演员刘琳表示,李大钊和赵纫兰之间年龄的差距、文化的差距、思想的差距都不小,而两人的长相厮守,大钊先生对另一半的长情、深情是最让自己感动的,如此的伉俪情深真挚、真情、动人。
新文化运动是思想交锋,为了生动再现一代人的思想流变,剧中尽量减少了“书斋叙事”,更多代之以类似“围炉叙事”的生活化场景。比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在陶然亭看雪听琴会友论政的场景,就展现了一幅风云激荡大时代背景下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画卷,颇具历史题材诗性表达的气质。剧中李大钊过年慰问长辛店工人,从“穷人如何过上好日子”讲起,将马克思、工人阶级、列宁、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土地法令深入浅出地讲解给劳苦大众,而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与工农相结合的路径就被蕴含在这一幕热火朝天过年包饺子的生活场景中。
创作态度
用心用情的“鲁迅诞生”
曹磊扮演的鲁迅在剧中的篇幅不是很多,却可看出主创团队在创作态度上的用心用情。剧中,鲁迅在《药》的标志性场景中登场,这一幕还原了小说里“人血馒头”的画面,再现了“吃人的旧世界”令人窒息的黑暗、阴郁、绝望氛围。鲁迅和钱玄同第一场戏的对白“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正是《呐喊》自序中的对话原文。
现代文学首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写作和发表是《觉醒年代》播到现在的华彩篇章之一。拍摄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过程,本来人物是伏案写作,演员曹磊建议导演改成伏在地上奋笔疾书。在这一组镜头中,曹磊没有台词,却用忧愤冷峻的目光,将人物在极度的压抑和孤寂中生出极度坚韧的过程刻画得淋漓尽致,传达出一种以笔为刀、力透纸背的抗争感。
画面中,鲁迅院子里的两株枣树,则是源于鲁迅创作的散文诗《秋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虽然枣树的画面在整部剧中只出现了几秒,但导演张永新坚持让制片部门特意从山东买了两株枣树,千里迢迢送往横店,栽种在剧中鲁迅的院子里,以表现那个时期鲁迅桀骜不驯、向天刺穿的精气神。
剧中,《狂人日记》写成,鲁迅几近虚脱瘫倒,俯视的镜头下,还有满地散落的稿纸、装满烟头的烟灰缸、用来提神的辣椒。绍兴人本没有吃辣椒之好,而鲁迅嗜辣是因为他常在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以辣椒解困,剧组细心地将这个细节表现在剧中。
《狂人日记》首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意味着思想斗士鲁迅的诞生。剧中,当“鲁迅”二字落在稿纸上时,一滴泪无声滑落于鲁迅面庞。演员曹磊透露,那滴眼泪是表演中不知不觉掉下来的,作为演员,这场戏的拍摄让他感到“幸福”。
角色塑造
一个动作抓住人物灵魂
身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广罗人才,兼容并包,扶掖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蔡元培的饰演者马少骅在表演上非常投入,为了实现人物的神形兼备,他不仅努力减肥,还到蔡元培的老家绍兴去参观蔡元培故居和纪念馆。
在对塑造人物进行了充分准备后,一个动作让马少骅茅塞顿开,那就是鞠躬。《觉醒年代》拍的是民国初年,清亡之后,跪拜礼被视作尊卑等级的落后礼仪,在民国成立之后逐渐取缔,脱帽鞠躬成为男子礼,剧中也还原了当时的鞠躬礼节。新文化运动时期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北大师生之间,最显眼的打交道的方式就是鞠躬礼。在第七集的一场群戏中,蔡元培主持开会研究北大文科教授聘任名单,会议也成为新旧两派交锋的现场,伴随激烈的言语争执,每个人物每个鞠躬的姿态和尺度各具意味,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角色内心的外在表达。
在演员马少骅看来,剧中蔡元培的鞠躬不是做给对手的,而是做给自己的,他从鞠躬礼中领悟到蔡元培的那种谦逊与平等的态度,也就是“在你面前,我必须是谦恭的,这样你就不会浮,就不会躁。”马少骅也由此领悟到人物内心的刚毅、知识分子的骨气,“有了很好的修养,才能有很好的心态……这其实很简单,但你悟到了,这个人物在剧中所有的问题就一下子迎刃而解了。”
电视剧拍摄时,为了更彻底地投入角色,马少骅还和导演张永新达成了“不成文的约定”:戏内外见面打招呼时,大家不握手了,都行民国初年的鞠躬礼。而后,于和伟、张桐等演员也不约而同加入其中,最后演变成工作人员打招呼的普遍方式,甚至场工、化妆组的工作人员,每天见面时也用鞠躬代替了握手寒暄。张永新导演说,剧组工作人员一开始对鞠躬还带着一种好玩的心态,后来就变成了一种自觉。“随着时间推移,每天都这样,大家心里会生出一种肃穆感,一种尊严感,而这些东西对当下来说,是久违了,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艺术手法
丰富镜头语言勾勒大时代
在《觉醒年代》中,多次出现了尘土飞扬的旧时北京城街头景象。据导演张永新透露,历史记载中当时的北京城常见这样的黄沙天气,为了让每场北京街头的戏都原汁原味还原黄沙漫卷的故都景象,制作团队特意准备了四台鼓风机吹沙土。但第一次拍摄时,因为沙土里混有大量水泥,加之横店阴雨连绵空气潮湿,鼓风机吹出的沙土从天而落瞬间都被固化,现场演员的服装、妆容全部毁于“泥雨”。制作团队为此紧急寻找可代替材料,最终在河北张家口寻得一种细土。剧组不远千里将一车车黄土运到横店,四次过筛之后,才有了成片中的效果,而每个演员从戏上下来都是满嘴的沙子,但这样严谨的细节还原形成了不错的视觉效果。“沙子和骆驼的驼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民国时期的北京印象。”张永新说。
剧中的北京街头,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是车辙。车辙在《觉醒年代》中的渲染是缘于2000多年前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和车辙,直到剧中故事发生的1915年,西方早已完成工业革命,而中国的车辙还没有变化。“两千多年不变的车辙如何去面对船坚炮利,只有一条路——觉醒。路,就是方向。寻找道路,就是《觉醒年代》的主旨。”张永新导演介绍,剧中车辙的制作并不容易,例如陈独秀家门口箭杆胡同20多米的路程,制作团队铺上的渣土是38辆8吨以上的大卡车拉来的,再用车马碾压了三天,才压出了车辙。“但车辙出来后,你就能发现整个味道就有了。”
《觉醒年代》的一个特色,就是大量使用隐喻手法作为镜头语言勾勒大时代。比如第二集里,陈独秀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讲自己办杂志的理念,这个宣讲是整部剧的戏魂。剧中的一个镜头是,一只蚂蚁在会场话筒上往复爬行。这个画面寓意了中国人在那个大变局、大过渡、大迷茫,大浮躁的时代中的上下求索。
张永新导演说,《觉醒年代》的文化气质是先天的,拍这个戏必须要在镜头设计上,在戏剧的设计上,具有一种多异性和隐喻性的表达。而这些隐喻背后的含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创作者并不便于将其讲得太透,“它仅仅代表我个人心中的某个意象。我倒是非常希望观众朋友看的时候,能够有更多元的解释。”记者 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