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郑永和 ——《人民永和》序

 

　　石金科同志的《人民永和》一书将要出版，嘱我作序，我很高兴，也很感激。说高兴，是因为这给了我一次机会，使我能把埋在心里多年的话说给老书记，尽管他已经无法听到，无法再给我教诲；说感激，是因为石金科同志为写好老书记，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走访了许多老同志，挽回了不少濒临失传的宝贵资料。这本书值得一读，老书记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继承。

 

　　我最早听到郑永和的名字是上世纪60年代。那时我20多岁，在汲县狮豹头公社任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席光华经常教育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要好高骛远，要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一次席书记到狮豹头检查工作，言谈中又谈起这个话题，说他原来在辉县任县长，书记谷占春，副书记郑永和。三个人兢兢业业配合默契，却因实事求是不肯虚报浮夸，被打成“右倾”撤职下放。但是不管下放到哪里，三个人仍勤恳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郑永和由县委副书记降为辉县水利局第四副局长后，还竭尽全力，促成百泉湖提水工程，让县城北部四五个大队、近万亩耕地变成水浇田。不久，在毛主席召开的郑州会议上，三个人被撤销处分，谷占春、郑永和恢复工作，席光华被调到汲县任县长，后被提拔为县委书记。席书记的教导让我颇受教益，郑永和的名字也因此在我心中刻下烙印，在我心中激起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渴望自己也能像郑书记那样，为改变山河面貌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一番作为。

 

　　真正“认识”郑永和，是在1969年河南省召开的五千人大会上。会议秘书处安排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干部参加劳动，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典型发言。会议间隙，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两位榜样人物——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和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我把个人情况和会上的发言向他们作了个简单汇报。两位书记对我改变山区面貌的决心十分欣赏，鼓励我要加油干，为山区建设作出贡献！这次见面比较仓促，不过很快又有了第二次机会。那是在1971年春天的省党代会上，我与郑书记分在一个小组，又住一个房间，他担任新乡地区小组组长。我们在一起开会、一起讨论、一起就餐。夜间休息时，我们就互相交流工作经验，有哪些问题，就虚心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细心讲述，说起工作来思路清晰，头头是道。我们一直交谈到深夜才睡。

 

　　我渴望从郑书记身上学到更多更直接的东西。这一想法，很快在此后到辉县的三次参观学习中如愿以偿。第一次是1971年秋，汲县组织公社干部到辉县参观；第二次，是我带领狮豹头公社各大队干部到辉县取经；第三次是在新乡地区山区建设指挥部，我们在辉县郊东沟造田工地开现场会时，通过三个不同工地，我看到了在辉县县委领导下，数万民工齐奋起、千军万马战太行的恢弘场面；看到辉县人民发挥区域优势，实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山沟建水库、灌渠绕山流、库渠联成网、旱涝保丰收的远景规划。特别是听郑书记介绍，为了发动群众，县委提出在县直和各公社机关中实行“三簿”（记工簿、学习簿、请假簿）、“三田”（指挥田、实验田、种子田）、“三三制”（机关干部三分之一在机关工作，三分之一下基层调查研究，三分之一参加生产劳动，每月轮换一次）的决定，在广大干部群众身上焕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后，我深受启发。我把辉县当成狮豹头学习的榜样，郑永和也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

1998年，吴金印郑永和穆青等在辉县老干部服务队参加劳动。周希涛摄

 

　　从辉县回来，大家心里头都憋着一股劲：论自然条件辉县和狮豹头差不多，辉县人能干成的，为啥我们干不成！“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大家决心以辉县为榜样，以郑书记为榜样，带领狮豹头社员大干一场。我们学着郑书记的样子，带着社、队两级干部，在全社范围内开展山区大调查、公社“小长征”。经过调研，决定在塔岗拦河造田。在羊湾村附近的沧河滩打个山洞，让河水改道，腾出河滩造成良田，并于1973年10月16日，带领3000多干部群众开进沧河滩，在河滩岸边搭起草庵，盘开大灶，开始了狮豹头的改天换地运动。

 

　　就在这时，辉县形势发生变化，一些人自以为有功，应该得到提拔和重用，逼着郑书记封官许愿，伸手向党要权、要钱、要党票。郑书记是个讲究原则、党性很强的领导干部。他坚持党的干部要从治山治水一线提拔，要在实践中发现干部、识别干部，凭业绩、论贡献使用干部，不能拿原则做交易。那帮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对郑书记采取“车轮战”，轮番进攻，日夜围堵，弄得郑书记无法下乡，无法工作，连吃饭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新乡地委副书记的席光华亲自到狮豹头找到我。问我，地委有个任务想交给你，你能不能完成？我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含糊，坚决完成。他说，地委几个主要领导研究，打算让辉县的郑永和书记到你这里来躲一阵子。你必须做到三点：一是管吃管住管看病；二是确保安全；三是绝对保密。我说，郑书记是我们的楷模，盼还盼不来呢，坚决完成任务!

 

　　席书记回去后，很快，一辆绿色吉普车绕道林县，把郑书记送到狮豹头。我见到郑书记高兴极了，改造狮豹头的规划，有些我心中还没底儿，正好向郑书记请教一番。起初俺俩住在一个屋里，床挨床交流谈心。后来，为安全起见，也为了让他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我把他安排到公社广播站一处僻静的闲房间。郑永和住在那里自己生火做饭，经常上山采些野菜，用白水煮面条吃。想改善生活时，就做“炒米汤”或面粉拌洋槐花做蒸菜。他最喜欢喝“炒米汤”。这是山区群众一种非常特殊的饭。山里人缺油想改善一下生活，使饭有点香味，就先把小米放在锅里炒一下，让其生出香气，再加上水煮，喝的时候就会感到满口生香。

 

　　郑书记虽然是来“避难”的，但思想从不消沉，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心里想的都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他把狮豹头公社当成治山治水的第二战场。

　　一天夜里，他把我叫到屋里，说：“你们修的那个黄叶桥我看过了，进度不行。你想过没有，山里修桥不能修到‘雨肚子’里。照眼下这个进度，汛期前大桥能否合龙？要不，洪水一到，把土支的胎冲垮了，桥身就会坍塌，这么多人干几个月都白搭了，前功尽弃，劳民伤财，你可要打败仗啊！”我一听，还真是那么回事。俺俩赶快商量对策，决定将夜晚时间用起来，白天碫石砌桥，夜里运石备料，多措并举一天顶一天半用。

 

　　第二天，我们一起赶到工地，与在那里负责施工的同志商量之后，组织干部群众加班加点，全力以赴赶工期。白天大家忙一天，晚上到一个叫麦秸垛山的地方拉石头。我和郑书记、通信员孟双喜3个人拉一辆平车。拉平车驾辕的活儿最重，郑书记非要跟我争不可，我坚决不丢手，最后我把驾辕的活儿抢到手，把马灯挂在车把上，紧握车把负责架辕，他俩各拉一根套绳负责帮车。郑书记跟普通群众一样，身穿补丁衣，脚蹬打掌鞋，在坑洼不平的山路上“多拉快跑”，跟民工开展劳动竞赛。一晚上拉3趟，有时甚至拉5趟。看着他累得浑身是汗，我心里不忍，说：“郑书记，上级安排您到俺这里养病，您却每天跟我们一样干活儿，而且是最苦最累的活儿，让俺心里咋过意得去呀！”郑书记说：“你又说外气话了。啥你呀我呀，给群众办事还能分地域？为人民服务还分你我？”

 

　　夜色朦胧，山路崎岖，我们一起劳动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黄叶大桥终于赶在汛期前提前竣工。当滔滔洪水从黄叶桥下穿过，大桥安然无恙时，我悬着的心才落到肚里。好险啊，要不是郑书记及时提醒，后果不堪设想！我十分钦佩郑书记随时随地设身处地联系实际考虑问题的科学态度，暗下决心，把郑书记当作自己的“老师”，永远学习，终身不弃。

1999年，吴金印和郑永和在辉县市北干渠工地。周希涛摄

　　羊湾洞是狮豹头公社改河造田的一项关键工程。为了赶工期，所有能想到的办法我们都用上了，但还有可能到了规划的日期打不通。正当我们为此事着急的时候，郑书记循着棋盘山的炮声赶过来。他里里外外瞧了一番，找到我，说，“你们现在这种打法，抡起锤来向下砸，出力不小，效果不太好。要学会打悠锤，就是让钢钎斜着向上，锤头从下面悠着往上打。”说着，他抄起一把大锤，让人扶好钢钎，演示给大家看。打了一会儿，停下来说：“你们那种打法，一个人一口气顶多打1500锤，要是用打悠锤的方法，打3000锤也不觉得累。还有，钢钎向下扎，炮眼里的石沫得一点一点往外掏，既耽误工夫，又影响工效。如果钢钎斜着向上，边打边转钢钎，石沫就会自动落下来，既省力又出活儿。”他让民工按照他演示的方法试验一番，果真如他所说。他又接着说，“你们都是年轻人，有知识懂科学，‘水向下流，火往上燃’，是自然天性，也叫自然规律。顺其自然就能事半功倍，否则就要大打折扣。我们打洞放炮也是这个理。大家想一想，我们过去放炮的声音挺大，炸开的石头却很少。要是炮眼朝上斜，效果就会大不一样。”郑永和的话，就像医生给人看病，一针就点到穴位上。大家像听一位哲学老师讲了一堂生动的哲学课，一下子从梦中醒来，全都明白了。

 

　　新方法用上以后大显神威，过去三人一班平均能打八尺，现在能打一丈二。更让我们惊喜的是：炮眼改成“上爬眼”，炸开的石头比原来多了好几倍，一炮顶原来好几炮，施工效率大幅提高。工地上的群众都称郑永和是“行家里手”。我对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师更是敬佩不已。他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技术难题，在水泥、雷管、炸药、导火线，还有做钢钎的六棱钢上，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大家都说：羊湾洞能提前打通，辉县郑书记出了大力，帮了大忙。

 

　　郑书记不仅是治山治水的行家，种庄稼也是一把好手。小麦抽穗时节，他把我叫到他的屋里，问：“你们这里是啥时间播种玉米的？”我说，“小麦一收割就立即播种。一天都不敢耽搁！”郑书记说：“还有比这更先进的办法，叫做‘不割先种’，或者叫‘麦间套’。‘先抓个早再补个好’：抓个早，是要尽量早播；补个好，就是要把土地深劚一遍，等于耕地。抓住‘早’‘好’两个字，就抓住了玉米的产量。我们的办法是充分利用地力，使小麦、玉米在田间的生长期有一段交叉时间。就是在小麦成熟前10天左右，把玉米种子点到麦垄里，然后浇水。这一水很重要，既给小麦浇了灌浆水、送老水，防干热风；又给玉米浇了扎根水。”

 

　　我虽然懂得“早种收籽，晚种收秆”的道理，但还是有些担心，就问：“麦垄中间点播玉米，万一伤着小麦怎么办？割麦子时踩倒玉米苗怎么办？”郑书记笑着说：“这两点你都不用担心。辉县专门研制了一种特制的点播器，专门解决麦秆高弯不下腰的问题，根本伤不着小麦。再说，割麦子的时候，玉米苗才长了一片真叶，绵软得很，即便踩上去也没事。”

 

　　我担心点播器没地方买。郑书记说，好办，辉县农机局就有销售。我给农机局局长写封信，你拿着信安排人去买就行了。

 

　　按照郑书记的要求，我随即安排黄叶村的铁匠打了几十把加宽加长的镢头，我、郑书记及公社干部每人一把，就在沙掌大队娘娘坟前找了一块地，开始劚田。郑书记让公社干部每人分一亩，俺俩人每人一亩半，先搞个样板，让群众看看，见到成效后就好推广了。五黄六月天，俺两个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踏着滚烫的热土，戴着草帽在各自的地块劚地。大家见郑书记50多岁还在地里搞深翻，都自觉主动地加入进来。

 

　　经郑书记指点和示范，“麦间套种”技术很快在全公社推广。全公社的玉米亩产，一下子由原来的五六百斤猛增到千把斤。

 

　　郑书记是真正的实干家，领着群众苦干实干，治山治水，常常顾不上家里、顾不上身体、顾不上自己，似乎“不近人情”，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尊师敬老、周到细致、有情有义的人，他对他小时候的老师侯国藩的惦念牵挂和悉心照料，让我看到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情深谊重，什么是共产党人的人格高尚。在狮豹头“避难”期间，有一天，郑书记突然问我，狮豹头东谷水村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这个村，是个藏在大山里的村子，就问他有啥事。郑书记说，他有个小时候的老师住在这个村，60多岁了，没儿没女，不知道过得咋样，他想去看看。第二天，我和郑书记起了个大早出发了，上山下山，走岭过沟，路难走，山难翻，走到与辉县交界的东谷水村时，已经过了晌午。一搭眼见到侯老师，我就看见郑书记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满眼满脸的泪，原来，侯老师与老伴相依为命，生活艰难，连喝口水都得拖着病体，去很远的地方挑。擦黑儿回到公社，郑书记含着泪跟我说，侯老师年纪大了，看能不能在临近路边、吃水较方便的村找个地方，让侯老师从山上下来，这样，他能经常过来看看老师，有啥事也好照料。最终，搬到羊湾村仙女塔自然村的闫观青家里，让侯老师在交通方便的村庄有了个住处，种上了水浇地，用水也方便了很多。此后，郑书记逢年过节总要来看侯老师，拉着老师的手问长问短，有说不完的话。侯老师去世后，郑书记又亲自安排丧事，给他送终。

 

　　1974年7月，在中央和省、地区的参与下，辉县形势取得积极变化，郑永和得到省地领导同意，也即将离开狮豹头返回辉县。得知他要走，我心里真有点恋恋不舍：一个50多岁的老县委书记，在异乡的土地上，吃没吃好，睡没睡好。还天天替我们操心，不分昼夜和我们一样参加重体力劳动。让我们一想起来，就禁不住热泪盈眶，甚至脸上的泪水擦干了，心里的泪水还在流淌。

 

　　他临走时，我把埋藏心底已久的心事抖露出来：“郑书记，您是辉县的县委书记，按理说管辖不到我们汲县的地盘。但是，我们公社和辉县山连着山，水连着水，桥连着桥，甚至树根都盘在一起，地理环境都一样。就是这些全都不算，咱们还心连着心呢！我有个想法，您看行不行？您能不能把我们狮豹头公社作为您的一块试验田、自留地，挤点时间，多来这里看看指导指导。”

 

　　郑书记听了先是感到突然，稍停了一会儿，就坦诚地说：“我在狮豹头住了半年，咱们白天夜里天天在一起。你说的、干的，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咱们的心思都是全心全意为群众办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咱们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好朋友、真朋友，咱们的心永远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辉县有20多个公社，再多一个也不要紧，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狮豹头就是我们的一个编外公社。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我会竭尽全力支持你的。”

 

1970年，郑永和在辉县修建干渠。周振华摄

　　在郑永和领导下，辉县人民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了“全国大乱、辉县大干”的人间奇迹，建成中小型水库19座，渠系总长3362千米，相当于从哈尔滨到广州的距离，粮食产量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7倍，辉县被称为“全中国变化最快的县”。辉县发生的重大变化，引起了省委和中央领导的关注，引起了水电部部长钱正英的高度重视，她先后4次亲临辉县考察调研。回去后，她将河南省委有关领导陪同她到辉县考察的结果，向周总理进行汇报，周总理又向毛主席汇报，1976年春天，郑永和被正式任命为国家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主管农村水利工作，仍兼任辉县县委书记。1977年，中央为了加强河南省委的领导力量，根据河南省委的请求，又把郑永和调回河南，担任省委副书记，负责农林水口的领导工作。郑永和被提拔为省部级领导后，仍然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始终不脱离劳动、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

 

　　1978年年初，一冬无雪，春节后又一直没有下雨。一天，郑书记从郑州给我打电话说，听新乡地区汇报，你那里抗旱保麦搞得不错。你说说，你是怎样做的？我说，大小水库开闸放水，一级管、二级管都用上了；提灌站也都开开了；自流灌溉浇不到的地方，就人工挑水抗旱。能多保一亩是一亩，多浇一垄是一垄。郑书记说，好！干得不错！我们已经定了，明天去你那里开抗旱现场会，你给我准备几十个水桶。

 

　　第二天，新乡地区各县的主要领导都来了。郑书记一下车就领着人去挑水。水库在沟里，要爬一个很大的坡才

能到麦田。大家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直喘粗气。郑书记把麦田都打成一平方米见方的方格，每个方格一担水。还特意交代大家，“一担水能洇透一平方米地，一亩地要浇够666担水才算达到标准。现在辛苦一点儿，多浇一亩地，就能多收几百斤粮食。”大家见省里的“大官”都亲力亲为，采取的办法又是这么简捷实用，感动得连连点头。干到快晌午的时候，有位身体较胖的老县委书记实在受不了了，说：“老郑，你是放牛出身，俺是什么出身，我们谁能比得过你呀？还是歇一会儿吧！”郑书记说，好！咱们歇一歇，趁机开个短会。他先让我介绍狮豹头公社抗旱的做法。之后，他强调了抗旱保苗的重要意义说，今天开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抗旱浇麦！麦地都旱成这样了，如果不浇水，个把月过不了就会旱死，很可能就有绝收的危险。抗旱如救火，一会儿也不能耽搁，多保一亩是一亩！多浇一亩就是几百斤粮食，几百斤粮食够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大家可千万不能轻视啊！

 

　　看着郑书记湿透的衣衫，听了郑书记动情地讲话，在场的干部群众都受到很大的震撼。我心里又比别人多了几分感受：一个现场会只用了一上午，而且四分之三时间是挑水浇地，开会只占了四分之一。时间那么短，内容讲得那么清，任务布置得那么明，效果又那么好，我从来没有见过。郑书记的干事作风、敬业精神，给我好好上了一课。

 

　　1985年，历任区长、辉县县委书记、新乡地委副书记、国家水电部副部长、河南省委副书记的郑书记离休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郑书记的离休级别是副厅级。我调到唐庄镇任职后，先后3次到辉县山区看望郑书记，看到了一个毫无怨言，对党对人民永怀赤诚之心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高洁的灵魂和不变的初心。

 

　　1989年春天，我到东连岩村检查生产时，偶然听见一个村干部说：“郑书记在山那边的燕窝村治虫，今天他看我来了，刚把他送出村子。”一听这话，我赶忙交代了一下工作，把自行车一扎就翻山越岭，看望我这位多年的老朋友去了。还没走到村里就看见远处一位老人，头戴草帽，肩背喷雾器，正仰着头给柿树喷药。我觉得眼前这个身影有些熟悉，走近一看，正是郑书记。他放下喷雾器，俺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把我拉进院里，找了个地方坐下说：“今天去东连岩村看望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刚回来，背起药桶还没喷几下呢，你就来了。”说起治虫的事，他的话就来了。原来，他离休后一直住在郑州。一天，他收到辉县燕窝村农民秦永贵的一封信。信上说，村里的柿树被柿蒂虫祸害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几乎绝收了。村民没办法，只好把柿树砍掉当柴烧，求他救救这些农民的“摇钱树”。郑书记将信反复阅读几遍，没多久，他就回到老家辉县，把当年的老同事、老部下组织起来，成立了个辉县市老干部治虫小组。现在，他就住在写信的农民家里。

 

　　不久，唐庄镇西部山区也有很多柿树遭受虫害，我带着班子成员去燕窝村看望郑书记，向他讨教治虫办法。只见他肩头搭条白毛巾，正坐在秦永贵家门前碫石头。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新房（秦永贵的乳名）家多年没个临街门，我准备用石头给他砌一个。”我说：“郑书记，您为群众操劳了一辈子，这么大年纪了，不在省城享福，跟孩子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咋钻到这山旮旯里操起旧业来了？”我这么问，就是想让我们镇班子成员听听这位离休的老共产党员是咋想的。郑书记笑了笑说：“我觉得在这里挺好。常言说，老换小，老换小。我是快70岁的人了，人老了，跟小孩儿一样，谁待他亲，他就爱往谁跟前偎。仔细想想，谁跟咱最亲呢？还是农村的老百姓！既然老百姓对咱最亲，咱就应该到老百姓中间来。现在虽然离休了，可多少还能起点作用，就继续为山区群众发挥余热吧。”

 

　　郑书记的话引发了我们唐庄镇领导班子成员的深刻思考：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当“官”到底是为了什么？怎样才能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郑书记给大家上了一堂“心灵受到震撼的特殊党课”。

 

　　1989年深秋，正是寒露时节，小麦即将播种，我和班子成员第3次去看望郑书记。一进燕窝村地界，就看到过去农民要刨掉当柴烧的柿树成了“摇钱树”，病虫害得到了彻底控制，黄澄澄的柿子挂在枝头，疙疙瘩瘩，一个挨一个，互相簇拥着，像农户家里蒜辫上的蒜头一样密密麻麻，把树枝压弯了腰，群众不得不在上面用绳子吊着，在下面用棍棒支着，太阳底下一照，金灿灿的亮眼，让人的心都醉了。我们来到郑书记的住处，秦永贵的家人告诉我们：“郑书记在地里帮俺家打坷垃哩。”赶到地里一看，只见秦永贵在前面耙地，郑书记则在后边弓着背，低着头，一次次抡动坷垃锤，一锤一锤砸向满地的坷垃。我老远停下了脚步，凝望着他日渐单薄的身影，两行热泪不经意间夺眶而出。我流着泪同郑书记打招呼：“您一天也不歇，又打坷垃了。”郑书记没停下手里的活计，对我说：“不打坷垃，坷垃就容易架耧，影响播种啊！”我每次见到郑书记，他都在帮群众干活，没有一丝一毫做样子，没有一刻在告诉别人“我在深入群众”。他跟老百姓自然地近，跟老百姓天然地亲，跟人民群众真正处成了鱼水关系。

 

　　郑书记的老干部治虫队(后改名老干部服务队)，不但在辉县帮助群众治理果树病虫害，还多次到卫辉来传授果树治虫技术。卫辉市茧场岭村就是他们的一个治虫点，在他们帮助下，山区果农确确实实获得了不少效益。郑书记组织的老干部队是治虫起家的，但在治虫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光治理果树病虫害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帮助山区人民走出困境，就得综合治理。所以他把老干部服务队的活动中心定在尖山洼，想通过引水、修路、造林、发展旅游、提高山区群众科学文化素养，为东山4万人民全面脱贫闯出一条路来。从那个时候起，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引水和修路上。北干渠是当年辉县“群库汇流，长藤结瓜”水利网络的一部分，也是东部山区5个乡镇、4万亩耕地实现自流灌溉，4万口人、8万头牲畜彻底解决饮用水问题的一项民心工程。郑书记把它当作自己在任时没有建成，欠下东山人民的一笔债，要在有生之年把这笔债还上。可是在市场经济下，他，一个无职无权的离休干部，要办成这件事谈何容易。为了了却这桩心愿，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带着老干部服务队和有关领导8次勘察北干渠线；为了让上上下下的干部群众都知道，北干渠没建成还有东部山区4万口人没水吃，他带着一张《辉县市山丘水利建设示意图》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为了给北干渠工程探条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翁，带领尖山洼24个不愿意苦熬的百姓，开始凿方山引水工程的第一个洞——益民洞。就在打这个洞的时候，他的老伴岳雪萍得了癌症，因为他顾不上照顾病人，老伴在动手术后的第9天就离开人间，造成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在省、地、县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下，总长41.2公里、穿越15个山头和11条河沟的北干渠终于在2002年4月建成通水，为辉县东部山区人民摆脱贫困共奔小康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可82岁的郑永和并没有因此止步，为了让东部山区每一个村都用上水，他又开始筹划长1600米的赵窑倒虹吸和黑鹿河塘坝两项工程。2005年7月9日，就在赵窑倒虹吸已经建成，黑鹿河塘坝还在建设之中，郑书记终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突发重病。他躺在医院病床上仍不肯罢手，让儿子每天到黑鹿河用摄像机把工地上的情况拍下来供他了解情况。躺在病床上仍指挥着黑鹿河塘坝的正常施工，舍生忘死促成了又一项水利工程的胜利竣工。

 

　　2007年2月16日，为山区人民操劳了一辈子的郑书记，耗尽生命最后一滴血，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人民。噩耗传出，正值中国人的旧历新年。尽管郑书记生前留下遗言，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但辉县市许多农民还是在多处自发地设置灵堂，供群众祭拜。短短几天，前去悼念者就达数万之众。2月27日，自发悼念活动再次出现高潮，一百多辆汽车造成交通堵塞，成千上万群众送去的花圈堆积如山。许多群众在郑书记灵前失声痛哭，许多老党员带着干粮自愿为老书记日夜守灵。夜间天气寒冷，辉县市林业局紧急送去几百件棉大衣，让守灵的人们夜间御寒。卫辉市深山区拴马村的琚书堂等人，也不辞辛劳，翻山越岭赶到辉县参加悼念活动。在卫辉市狮豹头乡，山区群众感念郑永和的功德，也自发地设立灵堂祭奠他们心目中的大恩人。大家聚在一起，追忆30多年前郑书记在狮豹头期间和群众一起出力流汗、抡锤开山、拉土运石、修路建桥、勘测水源、点播玉米、深翻土地等难忘情形。

 

　　郑书记的一生，留给人民的是情是爱，而他自己却什么也不要。2013年，河南省委原副书记、甘肃省委原书记宋照肃从全国人大常委任上退下来后到唐庄来看我，让我和他一起到辉县市拍石头乡四里厂村为郑书记扫墓。看见墓地平展展的没有坟头，向我透露了郑书记“三给三不要”的故事：他说，郑书记离休时，我还在河南任省委副书记。他离休以后，省委让我到辉县向他传达省委的意见：鉴于他过去副部长和省委副书记的任职经历，决定把他退休时副厅级待遇提高到正厅级，因为省里只有这么大的权限。郑永和同志却说，现在我的工资已经够花，不要了吧。说到给他安排一个孩子到省里工作，他说，我的孩子都大了，一个个都能自食其力，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就不要再安排了。又说到在郑州给他安排一套比较大的住房，他说，就我跟老伴儿两个人，长年都在辉县住，冬天冷了到郑州住一段时间，不长时间就回来了。家里又没人在那儿，够住了，不要了，谢谢省委和领导的关心。讲到这里，宋照肃停了一下，似有所感，说，像这样的情况，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充分显示出一位真正共产党员的品德。后来，我每次见到宋照肃同志，他都会讲到郑永和“三给三不要”的故事。

 

　　一转眼，郑书记已经走了10多年了。无数个清夜梦回，我一次次在梦中回到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那么亲、那么近，有那么多的话要说，醒来，早已是老泪两行，情绪常常不能平复。他是我的老师，是我的一面镜子，是我做人的一个标杆。在我心里，郑书记这个精神标杆永在，对照的镜子长存。我要时常拿这个标杆量一量，用这面镜子照一照，在牢记使命对党绝对忠诚方面是否达到他的境界和高度，在优良作风、群众路线、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等方面还有哪些不足，我要像郑书记那样共产党员不退休，为人民服务不退休，只争朝夕拼命干，敢于担当争一流。那样，才不辜负郑书记多年对我的帮助支持和殷切希望。